宋代重法区与平法区的划分及影响

宋代社会矛盾严重,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颁布《盗贼重法》,划分重法区与平法区,严惩盗贼以镇压人民的反抗,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对宋代的政治统治与封建刑法制度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五代“盗贼”简论

五代是个多“盗贼”的时代。官府的压迫剥削、饥荒、军事活动、犯罪活动等,是引发“盗贼”的主要原因。“盗贼”虽有破坏社会秩序的一面,同时也有打击封建统治、保家卫国的一面。啸聚山林,借助宗教以发展力量并且向官军转化,是五代“盗贼”活动的显著特点。严刑峻法、残酷杀戮、以“盗”攻“盗”、利用地方力量防“盗”治“盗”及赦罪招抚,是五代时期封建统治者常用的治“盗贼”的对策,但收效甚微。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增设的意义主要在于适应打击当前贿赂犯罪以及诉讼证明的现实需要。“利用影响力”既是本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理解本罪客观行为结构的重点。同时,“关系密切人”是理解和认定本罪行为主体的关键。此外,在界定本罪中相关人员刑事责任问题上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知识产权犯罪的罪数形态分析

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罪数形态及其处罚原则的理解,是关系到适用刑法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识产权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产生竞合关系、牵连关系时,应当适用“数罪并罚”原则以及“轻法的封锁作用”理论,以期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确实保护知识产权制度。     

竞合论视域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处罚界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的急剧扩张,反映了其入罪标准的模糊和竞合处断的混乱。该罪法律性质为帮助行为正犯化,同时具有独立性限度。应从因果关系归责的实体因应和追究犯罪的程序困境纾解把握其立法意旨,立足规制对象的类型化、处罚范围的有限性和法益保护的必要性,合理设定入罪门槛。可将信息网络帮助行为类型化,并以中立帮助行为理论限制其处罚范围,进而转向竞合考察,以“深度参与性”标准来区分帮信罪与共犯,且遵循法条竞合择一重处断原则。基于帮信罪的独立性质和法益保护范畴,其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成立想象竞合。通过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阶梯式分流模式,可以厘清帮信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从而科学限定其成立范围,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醉驾一律入罪”的出罪路径探析

“醉驾一律入罪”是个假命题,其司法适用应当受到限制.限缩醉驾类型危险驾驶罪打击范围的根本路径在于肯定其是抽象危险犯的基础上全面把握本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一是依据“但书”对本罪保护的客体进行实质解释,并允许反证,对有优势证据表明没有法益侵害危险的醉酒驾驶行为予以出罪化;二是实务中应重视本罪主观罪过的认定,本罪的主观罪过是故意,将过失醉酒驾驶的行为排除在本罪打击之外.前述两种路径相辅相成共同决定危险驾驶罪犯罪圈的大小,基于本罪抽象危险犯的立法例,只要醉酒驾驶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一般应认定构成危险驾驶罪,不允许例外,“但书”对保护客体的实质评价作用不应成为常态,除非有优势证据表明行为人醉酒驾驶不存在风险.     

略论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中的贡献

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运动中 ,从时代要求出发 ,结合社会现实和理论发展的需要 ,不仅张扬了儒家价值系统中“积极有为”的“道” ,而且把儒家学说义理化、人文化 ,重建了儒家知识系统的“学”。这既适应了北宋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和思想统治的需要 ,又为儒学的发展和宋学的崛起增添了活力     

略论“庆历新政”

一北宋王朝历来被称为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为贫弱的一个朝代.言乎贫,宋仁宗统治时期号为北宋一代”全盛”的时期,而国用已多不足.叶适曾指出:“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扰扰皆以财为虑矣.”言乎弱,有人作过统计,宋自立国之后至神宗统治时期,与契丹大小共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宋与西夏的战争,欧阳修在庆历年间亦说过:“国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纤毫所得,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造成北宋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探其根源,就在于北宋统治者放纵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兼并,国内阶级矛盾自始就比较尖锐.国内的不安.反过来又迫使北宋统治者不敢对辽、西夏的贵族作坚决的斗争,只有采取忍让、屈辱的态度.     

论盗窃犯罪中价值认识错误

盗窃犯罪是一种常见犯罪。实践中对盗窃犯罪存在一些价值认识错误 ,常把盗窃犯罪的“数额”作为认定盗窃行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关键因素 ,片面强调了犯罪认定的客观方面 ,忽视了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对犯罪构成的影响 ,从而背离了犯罪认定的主客观统一的原则     

走私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走私毒品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一种比较常见、多发的犯罪,对于走私毒品犯罪进行打击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该罪不仅违反了国家对毒品管制的法律、法规,而且违反了国家海关管理法律、法规,在客观上实施了将毒品进出国(边)境的行为.因此,其对国家的外贸和毒品管制危害极大.为了有效地打击和惩治该种犯罪,从理论上弄清本罪的概念,从犯罪构成要件上来把握本罪的特征,正确地把握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的罪数形态、共犯形态和停止形态,对于司法机关正确地认定本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

北宋在国防上长期被动挨打 ,以“积弱”闻名于史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萎靡、怯懦的精神状态有关。而北宋将领消极精神状态的产生 ,则要追溯到宋朝开国时期的有关政策。正是在宋初统治者 ,特别是宋太宗的刻意打击、压制之下 ,原本强悍的武将群体在精神上逐渐发生了巨变 ,并由此对国防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挪用公款罪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一种重要类型,是一种常见的职务犯罪形式。在新形势下的司法实践中,这一犯罪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认真探讨和研究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关于挪用公款犯罪一些突出问题,对预防和遏制这一犯罪,在今后的政法工作和司法实践中切实加大预防和打击挪用公款犯罪的力度,有效遏制挪用公款罪的发生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明知”认定

对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明知”,是帮信罪成立的主观要件,也是司法认定的难点。帮信罪“明知”具有间接性、单向性和预见性的突出特点。根据相关法解释,帮信罪的“明知”应理解为“概括明知”,其可能性认识程度应达到“高度盖然性”。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证明具有简单化及认定标准过低等倾向。为保证证明质量,“明知”宜主要采取推论的证明方法,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慎用推定方法。具体判定可以采取特征行为判定法、综合认定法和反证排除法。判断标准上,应将“常人”标准与个别性标准相结合。可区别违法犯罪的严重性,在“明知”认定问题上亦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论周公旦对夏商神权法思想的改进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起源考证,最初确立的法律思想是神权法.夏朝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极力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神权法思想在商朝盛极一时,商朝奴隶主对至上神和上帝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神权法思想到了西周,却面临思想内容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根据统治者维护其长期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对夏商神权法思想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发展,不仅弱化了神权法思想,而且成为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以宗法思想为核心的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官员犯罪司法程序的特点

乌台诗案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诏狱.这个由皇帝直接掌管的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审判高官犯罪的案子,其司法审判也是按从劾奏到圣裁等七个程序逐一进行,是诏狱审判制度的具体实施,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符合当时法律规定.官员犯罪的司法程序是围绕查明犯罪事实、促使犯罪官员认罪伏法设计,包括诏狱在内的绝大部分案件能够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即所谓“法在有司”.而统治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亲自下诏书最终定罪,除了训诫教化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显示权威的政治意义,是所谓“恩归主上”.     

刍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种完善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十分复杂,社会危害性十分大,法律上惟有规定较多类型的具体罪种才能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各种具体情形均加以描述,才能更加全面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根据我国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趋势等具体情况,我们应当适时地增设自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罪与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建立全面、系统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刑体系,有利于全面和深入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制裁思路——对当前20个样本案例的考察

考察目前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20个样本案例可知,该类案件呈现出明显的犯罪手段网络化,司法规制范围模糊化与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特点。为此,应尽快制定司法解释,科学界定本罪意涵,匡正刑法规制范围,改善打击着力点,统一裁判尺度。对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司法处理,应坚持严格控制与妥善处理并重的司法理念,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基本违法事实审查判断行政去魅的基本立场。具体的制裁思路是：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犯罪化的定性,应围绕本罪保护目的展开,重点惩治"有效宣扬"行为;定量限制应贯彻比例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适用缓刑的实质判断关键在于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量,除个别情形外,原则上以适用缓刑为主;手机、电脑等网络信息工具有多种用途,原则上不予没收。虽然恐怖主义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固然要突出其预防性打击的特点,但也要恪守刑法惩治犯罪的法治底线,使处罚范围和力度符合公众预期,切忌"过度反应"。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立法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主要包括人体器官买卖罪、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罪、非法使用尸体罪和异种器官移植罪。我国刑法对此类犯罪存在立法缺失,是导致这些犯罪日趋增多的主因,因而刑法有必要对这些新型犯罪进行规制,并将其分别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故意概念剖析

在法的发展历史上,犯罪故意概念的产生历史相当久远,是对应于犯罪过失而存在的概念。我国古代刑法中表述犯罪故意的概念,主要在于对犯罪事实或犯罪结果的“有意为之”,并且对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已有相当的认识与区分。在刑事政策上,故意犯罪历来是古代刑法打击的重点。     

论刑法中的销售金额

我国刑法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规定的“销售金额”是犯罪既遂要件,而非本罪的犯罪成立要件,本罪的未遂形态是客观存在的。“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的三倍以上”的规定,提高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的定罪标准,将部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的行为排斥在犯罪以外,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