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传统“士”人格的建构

屈原的人格力量在于他对自身“内美”“修能”的不动摇的认知,其动力则渊源于“以道自任”的传统信奉;而他有别于前代与当世士人的则是那种“九死其犹未悔”的为实现“美政”而拚搏奋斗的实践精神。     

晚明东林党人“生命意识”析论——关于士人精神的一种政治文化阐释

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晚明东林党人是“以身殉道”的典型。文章对这种行为背后的生命意识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秉承了儒家文化中关于道德理想的优秀传统,在现世的道德追循过程中体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由于“对王权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本身就是其道德理想的主题之一,因而他们在循道过程中的“精神超越”必然回归于君主政治。结果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选择中,难免陷于“精神巨人”和“政治侏儒”的两难境地。     

"不得其路"的困结与"殉道"悲剧——从"道""路"分裂的角度看鲁迅对中国士人文化的现代思索

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受影响又立意疏离的关系,使他有可能形成一种属于他个人的独特视界。尽管儒道赋予了士阶层安身立命的价值意义,但它自身依赖政治权力而“不得其路”的内在困结也给士阶层的道路实践带来了同样难以消解的问题。“道”无法得到现实保障的脆弱结构意味着士人在“行道”实践中,坚持“道”的理想就意味着“殉道”的悲剧。     

儒佛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个性。甲申之变发生后,岭南的士子纷纷“勤王救国”。当清王朝逐一平定各南明小王朝之后,岭南士人又纷纷选择出家与“殉道”两条道路。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因,除了士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熏陶之外,与岭南地区长期以来佛教文化的浸染及基督教文化的渗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岭南士人在特殊背景下选择出家,与传统士人“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有很大区别,确定地说,应当是“儒佛互补”。而“殉道”的行为,当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

明末士人陆时雍与清初遗民周拱辰均有价值较高的《楚辞》注疏作品传世。二人年龄相仿,又为同乡,交游甚密。陆时雍身为明末士人,周拱辰则身跨明末清初,属清初遗民,二人的《楚辞》注本表达的思想倾向亦有明显差异。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陆时雍的注疏表现出内敛中庸的理学倾向及对君主充满拥护之情,周拱辰却不虚隐君主之过,愤慨狷急之情溢于言表;在对屈原“死节”的评价上,陆时雍认定为“悁行”,周拱辰则认可并赞扬屈原的“死谏”。     

以道自任与以道自重——易学影响下的宋代士人人格精神

儒家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成就君子人格,易学是宋代显学,宋代士人既从易学的研读中汲取人生智慧形成君子人格,同时在易学阐释中表达他们对于君子人格的认识。宋人极具张力的君子人格是刚柔并济,而又以刚为主。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倡导“以道自任”的敢于担当的责任人格,而又不乏“不事王侯”的自由人格;强调“以道自重”的人格独立,而又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得君行道”的现实依附性。这些与易学的研读与阐释具有一定的关联。     

官学下移与游士之风——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三）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变迁。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大比兴贤之制成为历史遗迹,导致士人群体发生质变。首先,“士”不再是“有职之人”或“有爵之称”,而是沦为“四民”之首。他们的入仕方式由官方的挑选变为双向选择,从而游说之风大起。其次,急剧兼并造成的人才渴求状态,以及僭国大夫笼络人心形成的礼士之风,为士人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主、客两大因素的相互催发,时至战国,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是克服厌学,埋头苦读以改变生存环境,朝为田舍郎暮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为当时士人社会的流行风。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贵,以道自任,舍我其谁的自我意识弥漫士林。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扬与自身价值的确认,正是士人文化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两汉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探释

由西汉而至东汉 ,士人对“不遇”问题有一个由感伤而走向思考的情感历程 ,而他们对屈原的阅读评价也有一个从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问题中 ,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们动情的触媒 ,思考的参照 ,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们特别深切的关注 ,而这样一种关切的感情也影响着他们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于是 ,在他们的情感活动中 ,阅读屈原与思考自身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激发 ,促动着情感活动的深入 ,他们在阅读屈原时的价值取向就随同对“不遇”问题的认识而发生变化。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持续 ,随着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强盛 ,士人在“不遇”问题上的激愤情绪渐渐转向出路的探求而趋向平静 ,他们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 ,遂汲取儒学尊道自贵的人格力量 ,将退避自守的无奈转化为持文娱道的自觉 ,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静来面对命运的坎坷。这样 ,他们的阅读屈原也就从最初的同情与共鸣而转向理性的阐释 ,将个人情感的会悟纳入儒学的伦理规范 ,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 ,屈原形象中的个人愤世之情被弱化 ,而忠君眷国的道德意义被张大宣扬 ,并从此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对屈原的阅读和理解。     

《后汉书》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之传统,但其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则是在东汉一朝。东汉士林在与外戚、宦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抗愤奸邪的勇气,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范晔《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作了历史性阐发,对后世士人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     

'特殊智识阶级'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思考

对于那些有着优越感、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鲁迅是把他们排除在知识阶级之外的。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批判即在于他们西装里面隐藏着的旧中国士大夫灵魂,他们充当的仍不过是帮忙帮闲的旧文人角色。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不听命于任何权威,发表的是倾向于民众的思想。除了与民众的联系外,“真的知识阶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想到种种利害并随时预备将来的牺牲,而且他们的心身总是苦痛的。作为社会良知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其心身不可能是平和的,如果知识分子安于现状,对新的理论学说充耳不闻或盲目相信,就不会有苦痛。“真的知识阶级”的苦痛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永不满足。     

建国前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必要论及其影响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改造.他认为,要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改造知识分子,就必须充分认识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其由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的思想现状、知识分子的作用决定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的分析,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我们党建国后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丰富了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宝库.     

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

＂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士志于道,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不断批判、抗议现实的政治权威,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对立和冲突,对传统政治结构起到了稳定作用,形成中国的开明专制。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表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的协调和冲突的循环。     

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新构建之必要

进入21世纪,党把知识分子工作纳入人才工作,把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作为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本文认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是新世纪知识分子政策新构建的时代要求;"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为新世纪知识分子政策新构建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知识分子的新变化是知识分子政策新构建的内在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知识分子政策新构建拓展了新的视角。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刍议

从人格角度观察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独立型知识分子以“思想自由 ,远离权力”为人格的外部特征 ;依附型以“掌握权力或思想为权力服务”为人格外部特征 ;断裂型以“思想与行动的转化”为特征。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是与国家发展方向、国民性及知识分子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密切相关     

湘学原道意识的成因

作为儒学地域化产物的湘学,其最鲜明的思想特色、学术成就是具有探索大本大源的原道意识.一方面,荆楚文化对天地之道的不懈求索,湖湘流寓学者对宇宙与人生之道的思考,构成了湘学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湘学形成于道学鼎盛的两宋时期,它自觉承担了重建儒家之道的使命.故而湘学表现出强烈的原道追求.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在无奈的漂泊中探寻——从《赫索格》看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

《赫索格》是美国著名的犹太学者型作家索尔·贝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开端之作,这部作品以富于张力的文字引领读者走进叙述的迷宫,去探测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状态。本篇文章旨在通过对赫索格的解读,从知识分子的无根基的生存困境中的迷惘和困惑、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地位、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批判性良知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理想主义的化身等方面来凸显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     

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文革前十年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认识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是评价知识分子、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理论误区,才导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多次反复,判定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属性应主要看其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