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儒家学说与现代管理思想

当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本文对儒家学说与现代管理思想关系从八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仁爱为本，二、人伦关系，三、义利并行，四、中和思想，五、诚实信用，六、勤俭节约，七、刚健自强，八、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民族观与先秦儒家学说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是中国儒学之渊源,它对中国传统民族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以开明性和发展性为其主流,体现在不以血统来划分民族,不以凝固的眼光来看待各民族的发展变化,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体现在传统民族观之中,使“怀柔”原则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引发各民族间对共同道德准则的共鸣。保护中原华夏经济文化免受游牧民族的破坏,是先秦儒家推崇“尊王攘夷的主要原因”;相对发达的华夏经济文化所引发出的华夏优越感,是中国传统民族观最主要的局限性。     

西汉前期黄老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兴衰沉浮

西汉初期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由于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从汉文帝后期开始,西汉统治者即逐步改弦易辙,以主张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到汉武帝时,明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在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又有相互协作、支持,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并不一味复古,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 2 0年代 ,在 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 ,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 ,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 ) ,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 ,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 ,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 ,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 ,又有相互协作、支持 ,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 ,并不一味复古 ,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 ,加以创新 ,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试论儒家学说的自然观知识观及其变革精神

在对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的反思中 ,有学者对儒家学说能否适应市场经济提出了疑问。理由是儒家学说只注重生命伦理 ,不重视自然 ;只重视仁 ,不重视智 ;只重视守成 ,不重视变革。这种疑问缺乏真正的依据。儒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自然观、知识观和变革精神。它不仅不会阻碍新世纪经济的发展 ,而且还会对其发展继续地起促进作用     

儒家诚信的内容及其改造

儒家把诚信看作人生之本,甚至立国治国之本。虽无这方面的专著,但几千年传承中,散见于历代思想家的论述真可谓汗牛充栋,形成了独特的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深刻的思想和宝贵的智慧,对今天克服欺诈之类的恶信,重塑诚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的诚信其中固然有其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经过改造,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试论儒家学说中的公关意识

探究我国古代儒家学说, 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精深的公共关系意识： 儒家的仁政学说与公共关系学有着共同的依据和出发点－ － 公众利益; 儒家的义利观与现代公共关系学说所倡导的“真诚合作, 互利互惠”原则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儒家所强调的“礼”包含了公共关系活动中所讲求的礼仪。儒家的 “人和”思想恰恰体现了现代公共关系学的 “双向对称模式”的精神实质。     

日本对传统儒学的吸收和发展

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演变和发展,阐述了儒学对日本古代文明以及工业现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旨在探讨儒学的现代价值。     

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文章通过对"儒学热"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儒学在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道德修养,以避免因个人品行问题使儒学蒙羞。     

全球化视角下的儒家现代性转型

处于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人不仅要保持＂推己及人＂的儒家传统,还要注意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对等＂和＂平等＂的关系。我们在保持和发扬＂尊老爱幼＂这一儒家传统的同时,也要提倡＂爱老尊幼＂,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返本开新＂地创造出儒家的新文化。     

近现代中国儒学地位与社会转型的思考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沿存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自近代,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及社会政治的变迁而退居边缘.但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又重新复苏,不仅回到学术界、理论界,而且吸引着众多国家的学者和社会人士的目光.由此,儒学在当代中国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问题也愈加显得重要起来,诚然,这个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实践层面的问题.但作为学者,从理性的角度回顾近代以来儒学在中国地位的变迁,参照东亚模式各国社会转型与儒学转型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增强自觉的文化意识大有益处.     

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

以日本近世末期农民思想家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就报德教的“以德报德论”、“至诚、勤劳、分度、推让论”、“天道人道论”和“一圆融合论”在建构过程中对儒释道思想吸纳、活用和扬弃的内涵进行深入精到的考察和分析,不仅可以为阐明日本思想文化与儒释道的渊源关系提供一个典型实例,而且可以揭示出吸纳、融会和活用儒释道思想精华对于文明社会的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世界新人文精神建构的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管子与韩非人性论之比较

管子、韩非的人性论都是其著书立说的前提基础。管、韩同属法家,其人性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经验主义人性论的代表,都是为其政治立说而服务的。管、韩在法家内部分属不同派别,其人性论也存在着相异点：首先在对待儒家式道德态度上,管子采取的是包容性态度,把道德也看作人性所趋之＂利＂,而韩非则采取的是拒斥道德之术的反儒立场,把人性所趋之＂利＂仅限定为纯粹的外在之功利;其次二者人性论所服务的执政者类型以及治国理念也存在着相异之处。总体上看,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韩非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和实用性。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结构与中国社会转型析论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复兴儒学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政治性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本质规定性,其政治价值结构的主体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三个层次构成。以这样的价值结构作为理性内核,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能够适应君主政治存续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据此,传统儒学内涵的价值准则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政治价值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期待着儒学的复兴、升腾以促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将令倡导者、期待者们陷入尴尬的境地。     

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

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反映了儒家学说为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而发生的理论变迁。荀子提出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制度建设,荀子论述了他的王政和王制的思想。荀子主张尊君,以树立和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又主张以儒家的道统与民本思想为主,建立起对君主的权力与意志的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