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铭贤学校早期乡村建设活动探析——以“铭贤学校整理村范协进团”禁毒活动为中心

民国初期,烟毒泛滥于山西全省,太谷县尤重。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推行村政改革,实施整理村范。铭贤学校以此为契机,成立"铭贤学校整理村范协进团",深入太谷乡村从事禁毒工作。"整理村范协进团"是铭贤学校早期参与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两年的禁毒工作使铭贤师生更为关注乡村,而乡村建设也逐渐成为铭贤学校办学的一大特色。     

近代翟城村自治述论

乡村自治作为近代地方自治运动的产物,起源于直隶定县的翟城村。民国初年,翟城村自治在政府与乡绅的双向推动下启动,促进了传统乡村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伴随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制度的推行,翟城村的自治制度形式发生了转捩。虽然翟城村自治以破产而告终,但其历史特点值得我们在推行村民自治的今天加以重视。     

山西移入民的民俗变迁与地方社会

山西是中国北方移民发生的重要地区.明清以来,这里不仅是移民的输出地,而且也是历次战乱、灾荒之后移民的输入地,移入民村成为山西乡村社会中重要的聚落景观.     

论民国初期山西村治中的犯罪预防

20世纪初期,军阀割据、社会混乱、经济凋敝,但山西却获得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风淳朴的"模范省"称号。山西之所以成为"全国最安静太平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推行的村治运动。其主要做法包括制定与执行村民会议制度、村政的执行与监督制度、村禁约制度、调处纠纷制度、维护社会治安制度等,这为山西村治中的犯罪预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一个区域社会的田赋负担问题成因分析——以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为中心考察

近代后期,中国乡村普遍存在极高的赋税,山西的情况尤其如此。1927-1937年期间,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重要时期。此间,山西农村社会一方面承受着阎锡山"村制"改革之重,一方面又遭受着军阀战争的骚扰,田赋负担十分沉重。同时,山西乡村也面临着同全国其它大多数乡村同样的情况,如赋税在行业和城乡间征收的极端不平等,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对农村赋税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自治运动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田赋征收人员的舞弊及地方公务人员的贪腐等,造成这一时期山西农村社会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作为了解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土地秩序演变——基于土地要素流动“放”与“限”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土地要素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同时我们要警惕土地要素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首先提出了乡村土地秩序的分析框架。依此解释框架,首先结合晋东南远郊村DS村的状况对乡村土地秩序的概况和土地制度改革进程进行了回溯,揭示农村土地的承包关系和经营格局;其次结合DS村土地纠纷典型事件进行了叙事分析,对乡村土地纠纷类型和土地社会风险进行了剖析;最后总结出了土地要素流动的规则,对当前乡村土地秩序生成逻辑进行了论述。最终发现我国农村土地改革中的承包关系、经营格局、土地纠纷类型与土地社会风险存在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这正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继续深化的难点。据此提出针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中民主化进程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也是现代化建设和民主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乡村治理是我国民主化进程发展最缓慢的一个基层治理单位。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乡村的治理是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当前乡村民主化进程主要面临着乡政府与村委会、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不顺;选举中的民主程度不高;乡村公共事务决策不公、民主监督不力和宗族势力死灰复燃等方面的困境,针对此,从理顺三种关系;完善选举制度;建立、健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与村务公开制度和合理引导乡村中的宗族势力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推进乡村治理中民主化进程的对应之策。     

山西移入民生活史与社会变迁——以李太的口述史为例

移入民村是山西乡村社会的一道重要景观,移民群体迁居山西的日常生活是研究移入民历史的活态文本.本文以山西长治林村移入民李太的生活历程为例,通过对其逃荒、定居、最终走向政治领域的生活史进行调查, 结合口述史和相关社会历史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从微观的历史细节,探求山西移入民融入地方社会的复杂进程.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的历史经验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在山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党能够利用这些合法组织,不断壮大抗日革命力量,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进步势力,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     

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代表阎锡山为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而提出了不同于中央政府的＂三农＂思想。重点研究了他的村制思想和＂土地村公有＂思想,后者具有典型的农业社会主义性质。     

简评晋系军阀集团

晋系军阀集团之所以能够以区区晋绥两省之力,屡屡角逐中原、窥视华北,成为生存时间最长、实力最为雄厚的地方派系,主要赖以其较为系统和持之以恒的官兵教育和培训,赖以稳定的领导层和在晋省内积极建立军工企业。     

毛泽东应对晋西事变的策略艺术及理论意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制造反共磨擦,阎锡山发动最为严重的晋西事变。毛泽东坚决反击前来进攻的山西旧军,以反对叛军的口号在拥阎之下反阎,最终和平解决晋西事变。在成功应对晋西事变等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中,毛泽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山西编村制度研究

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年代 ,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发展其军事实力 ,巩固其军阀统治。效仿日本的市町村制及军国主义统治模式 ,在山西实行区村制 ,真正把军阀政权下移到村一级 ,并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民治主义嫁接到其军阀极权统治中 ,实行“以村为本”的政治建构和政治管理 ,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军阀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严复与福泽谕吉智德观比较

严复与福泽谕吉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启蒙思想家,都提倡提高国民的素质,但又有所区别。同为“开民智”,严复有感于八股取士的腐朽,提出新式的教育理论和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但却受限于政府主导一切的国民教育模式;福泽谕吉肯定明治以来政府日益完善的教育体制,倡导以学者为先导,学者、民众、政府三位一体的国民教育模式。同为“新民德”,严复始终处于中西学的矛盾之中,摈斥“天赋人权”;福泽谕吉却尽力引入西学,以求取代汉学在日本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所以热赞“天赋人权”。     

太原解放前夕市民生活状态管窥——一本佚名日记的历史信息

一本阎锡山政府普通公务员的佚名手写日记为探寻太原解放的历史细节提供了最原初的记录。解放前夕,太原城外部环境越发恶化,内部社会秩序失范,阎锡山的政策在执行中被严重异化。太原市民贫富差距悬殊,普通市民生活无着、安全无保、精神无依。日记对市民生活的零散记载,除了具有补正史料的价值外,也对今人思考如何使政策真正惠及民生有借鉴意义。     

卢作孚、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之比较

著名实业家卢作孚、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杰出代表.他们提出了建设"农村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在怎样建设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上,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卢作孚创造了实业兴乡的"北碚模式",晏阳初则探索了教育兴农的"定县模式".笔者通过对二者乡村建设思想的比较分析,总结出了一些对我国当前农村现代化建设有益的经验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