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式”的负重精神——论高长虹“狂飙思想”的人民、人类情结

高长虹作为“狂飙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在他的思想观念深处,除了“狂飙”、“行为”等关键词外,负载着对民族、人类未来幸福的骆驼般的责任与担当。爱人民与爱人类相辅相成,成为高长虹一生文学理想的终极追求。     

狂飙社与第二次思想革命

《新青年》分裂后,各种“反动”思潮甚嚣尘上,远在太原的高长虹感到了苦闷,与人成立狂飙社,“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北京《狂飙》周刊时期,高长虹发出了“我们要做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的誓言。《莽原》时期,高长虹与其他狂飙社成员一道,协助鲁迅与黑暗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上海时期,高长虹团结志同道合者继续进行思想革命的工作,其工作的重点为“科学与艺术”。     

论金钱因素对高鲁冲突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高鲁冲突的原因众说纷纭．因高鲁冲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有一定道理。实际上．除人们已经说出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导致了高鲁冲突的爆发,即：高长虹对钱的饥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高长虹辞谢《莽原》半月刊编辑责任、对“思想界之权威者”这一口号非常反感、急于抛出令鲁迅极为恼火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论高长虹“狂飙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简

高长虹,作为活跃在现代文坛上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深受外国文化思想,诸如：德国的“狂飙运动”、尼采的“超人哲学”、无政府主义、“进化论”、“行为主义”等的影响。但纵观其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作为一种底蕴与根基伴随着高长虹,是其一生终极性的理想追求,特别是古代文人忧国忧民的人民情结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生命脐带,是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葆有的民族精髓。     

高长虹：“独语体”、“闲话风”散文潮流 的开创者之一

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的说法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根据相关资料可以知道,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语体"散文或象征主义散文诗的源头,尽管称高长虹为"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与事实不符,却完全可以称他为开创者之一。通过比较《朝花夕拾》和《土仪》的写作、发表、结集出版情况可以知道,如果《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闲话风"的创作潮流的说法属实,那么开创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的系列文章应该是高长虹的《土仪》而不是鲁迅的《朝花夕拾》。     

女性救赎的虚妄——小说《那个人》女性主义视角分析

高长虹小说《那个人》在第一个叙事圈套里,通过对女性优伶、女艺术家"布满了悲苦"的现实生活的不幸遭遇的叙述,讲述了女性不幸的历史,针砭了男权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压抑,对女性不幸的遭遇表达出深深的同情,对男权社会和文化的虚伪与残忍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第二个故事叙述里,借小说家谢与同小说虚构的"花之女神",预设了女性冲破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阴霾而获得救赎的"乌托邦"理想,而"乌托邦"的最后坍塌象征着女性救赎的虚妄。     

高长虹两部诗集解读

高长虹曾经是个颇有影响的诗人,但多年来一直被冷落和忘却.解读他二十年代写作的两本诗集,可透视那时代高长虹的个性追求和情感经历,也可以看出他诗歌创作的长短得失.由此,可确定高长虹应有的历史位置.     

寻找高长虹

在阅读《鲁迅全集》过程中,经常要涉及"狂飙文人"高长虹,《鲁迅日记》中,关于高长虹的记载有85处;鲁迅杂文中,涉及高长虹的有十余篇三十余处;鲁迅书信(特别是在《两地书》)中,更有不少地方提到高长虹.但是,自1928年狂飙社解体之后,高长虹却象慧星一样倏忽之间消失在长空,成了谜一般的神秘人物.由于年代久远,结识高长虹的人目前已寥若晨星,能准确说出他下落的人更是难于寻觅.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就长期存在着这样一个高长虹下落的"哥德巴赫猜想".     

狂飙社成立时间考证

目前关于狂飙社的成立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1924年11月、1924年8、9月、1926年.根据高长虹、高沐鸿、冈夫等的相关文字可以推断,狂飙社的成立时间当为1923年暑假.与此相关的是,狂飙出版物一度使用"平民艺术团编"的字样,只不过是借"平民艺术团"这块牌子,而不能说"平民艺术团"是狂飙社最初的名字.     

一个不该忽视的社团——狂飙社研究的意义

狂飙社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文学社团,由于多种原因,狂飙社成员的作品长期以来不受人们重视,人们对此了解甚少并充满误解。加大狂飙社成员作品的出版及研究力度的意义在于:有助于丰富并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案例;有助于当代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嵇文甫对高拱研究的贡献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嵇文甫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明代嘉、隆、万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高拱的学术思想、政治改革和历史地位的研究即是一个重要方面。嵇先生不仅开启了高拱研究之先河,而且他所提出的诸多论点在现代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法学视野下的高昌契券条款

把高昌出土的契约文书中的违约条款置于法学视野之下予以考察,其中违约条款的类型、违约责任的承担都是有章可循的,显示出我们祖先的伟大智慧和制度创造。可见我们民族法律文化传统还有许多亟待我们发掘。     

高启心态探微

有明代第一诗人之称的高启,在元末明初的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青丘江畔。强烈的个性促使诗人采取避世态度,沉浸在诗歌艺术的创作中来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在表面上具有隐士的姿态。但我们却发现,高启的心态具有与以往的隐士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揭示高启这种复杂的心态表征并探讨其内在的根源。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二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家》人物高觉新的臣服倾向及其他

高觉新在对封建大家庭的“动态适应”中形成了他性格的“臣服倾向”,这种根深蒂固的“臣服”一方面使他做出了巨大牺牲,另一方面他又在这种“臣服”和牺牲中心灵的痛苦得到幻想式的发泄和满足。在高觉新对“自由”的逃避中含有深层的心理和精神内涵。高觉新形象研究应该是多元和发展的,它有待于我们运用更新的话语方式和价值资源进行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