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的国际法规制——以GATS为视角

以自由化为基础的区块链技术为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当前缺乏规范区块链的国际法律制度,妨碍了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应用。GATS生效后,区块链才出现,但其技术流程符合GATS中计算机及相关服务下数据处理服务的要求。这为国际法规制区块链提供了可能。区块链的国际法规制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将GATS适用于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数字贸易;其次,推动《服务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议程,以促进区块链自由化;最后,签署包含规范数字贸易问题专章的区域贸易协定。     

美国长臂管辖权研究——兼论中国的因应与借鉴

长臂管辖权是美国民事司法管辖权扩张的产物,近年来在适用范围上持续扩张,但在适用条件上趋于严苛。尽管长臂管辖权因其灵活性可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其内核是司法管辖权的单边主义扩张,在客观上会导致管辖权的国际冲突。面对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权,我国当事人可以通过提出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或选择在有管辖权的中国法院提诉予以反制;同时,我国在立法上可以借鉴长臂管辖的合理因素,完善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     

国际航空罪行管辖权的冲突及其变革——兼评《东京公约》管辖权条款的修订

《东京公约》确立了国际航空罪行管辖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原则以及并行管辖体制,这一制度直接肯定了对国际航空罪行行使管辖权的域外效力,并且避免了由于缺乏双边引渡条约而导致的引渡难题,但它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管辖权的消极冲突。在应对公约管辖权缺陷方面,主要国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这些主张存在一定的分歧。国际民航组织结合国际社会的实践以及各个国家的主张对《东京公约》中的有关罪行的管辖权进行了修订,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对管辖权作出了相应的变革,这对未来应对航空领域的有关罪行具有积极意义。对此,我国应对公约的相关修订进行立法转化,以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从而有效地维护国际航空的安全和秩序。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以达尔富尔问题为例

国际刑事法院是人类社会第一个长期的独立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尽管其管辖的罪行只有四种,但其管辖权的行使仍然难免与国家司法主权发生法律冲突。因此,尊重国家司法主权和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就成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历史使命。为此,国际刑事法院将其管辖权的行使定住在补充性这一前提之上。本文结合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管辖事例,阐述了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发展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创立和具体表现,并就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在实践中如何应用提出了自己见解,同时也对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管辖是否具有法理支撑明确了自己的观点。     

知识产权涉外管辖权制度及其涉外领域法律冲突的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复杂化,如何有效地解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就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由于知识产权涉外管辖权制度的局限性,并加之科技与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其带来的新挑战,因此引进新的管辖权思路以及如何有效地解决涉外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冲突就具有现实的意义。     

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

干涉通常是现代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由于国际关系中的干涉行为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政治和伦理问题,加之干涉一词本身的歧义性,使得现有国际法上界定"干涉"时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干涉的含义不甚明确、禁止干涉的对象规定不清楚、拟进行的干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干涉所采取的手段缺乏具体的法律标准。     

从健康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看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问题在国内法上的重要性早已不言而喻,在国际法上权利冲突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资源的有限性、各国际法主体都为自己的利益提出主张以及法律对权利边界规定的不清晰是造成冲突存在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些冲突,不但应当考虑应对国内法上的权利冲突时常用到的立法和司法的方式,国际法上别具特色的协商、调解等平衡各方利益的法律以外的方式有时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健康权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为分析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提供了典型的例子.     

美国法解决管辖权冲突之“被告人管辖”原则论析——以Grace v.MacArthur为分析判例

Grace v.MacArthur是美国法中有代表性的涉及诉讼管辖的案件之一。该案件的主审法官在审理中,通过其所贯穿的诉讼被告人管辖理念与方法判断其是否具有管辖权,这一理念与方法在该案判决中不仅得以实现,而且,作为了美国法解决管辖权冲突较为典型的一个重要判例。对于该案件,我国有少量的介绍,但是,对案件尚没有予以更多的法例解读与理论分析。实际上,由此通过比较与分析不同国家的国际私法问题,在国内法中谨慎适用涉外诉讼被告人管辖原则,是具有理论意义以及立法和法律实施意义的。     

郑观应国际法观述评——以《盛世危言》为视角

通过对近代国际法的深刻理解与认识,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公法》、《通使》和《条约》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外交及领事关系法和条约法的观点。这些颇有见地的国际法观对国际法在中国传播和普及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中国嗣后的国际关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民族自决权的发展与困境分析——以国际法为视角

民族自决思想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于欧美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20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在现代西方国家构建、去殖民化运动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自决权① 的发展和变化主要体现在国际法② 对其所做的一系列解释中.各个时期国际法对民族自决权的不同解释表明,民族自决权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同时也必须结合相关的国际实践来进行理解.通过对民族自决权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今国际社会局部地区纷繁动乱的根源.     

近代国际法视野下的“孙中山伦敦蒙难案”和“林维喜案”

孙中山伦敦蒙难案和林维喜案是发生在近代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两个著名案件,它们都涉及近代国际法上的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之争。英国政府在处理这两个同类案件过程中实行的是双重标准,遵循的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通过对两案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英国在执行国际法以及外交政策时的霸权主义实质。     

死刑制度在国际法上的演进及启示

通过考察国际法上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刑事审判实践,在国际层面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揭示死刑问题在国际法上的演进,并得出废除死刑已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国际趋势的观点。同时结合我国新近刑法改革,对这种共识和趋势做出思考,对我国死刑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的改革带来启示,以期实现我国废除死刑的长远目标,践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     

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国际法制度

不方便法院原则(又称“非方便法院原则”)是国际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特殊而又十分重要的制度。目前对于这一制度的研究大多是从国别的角度出发,其中尤以对英美法系国家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的研究最为常见。但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国际层面上这一制度的运行状况加以研究。通过对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公约的研究可以发现:采用或不采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解决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关键。事实上解决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最好途径是通过订立国际条约制定统一的规则。而这正是我国未来立法所应遵循的方向。     

国家管辖权与国际制度的治理缺陷——对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国际法思考

冷战后,以主权为基本原则所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在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制度安排与主权国家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性。一方面,作为主权国家的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缺乏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国际反恐怖主义制度安排在合理性上的缺陷既阻碍着有效的国际合作,又使得国家在行使国内管辖权时面临着一些困难。在治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应推进和完善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避免单一国家采取挑战甚至破坏国际法制度的武力行动。     

论欧盟航空排放交易规则下的管辖权冲突——从欧盟法院航空碳税案说起

欧盟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触发了各国就全航程排放的管辖冲突,成为国际碳减排规则的新问题.从欧盟法院航空碳税案裁决看,原因是各国就确立各航段空域排放管辖的标准认识不同,是国家减排行为边界国际法依据模糊和个别国家对气候谈判诱导试图的共同产物.据此,应明确领空内排放由主权国属地管辖,公海上空排放则根据气候变化公约确认是否突破航空器属人管辖而采普遍管辖或保护性管辖;对欧盟单边性意图,应集合贸易与减排国际法制度效力加以应对.     

朝核危机的国际法解读:以安理会决议为视角

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的卫星发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朝核危机的普遍关注.国际法核心价值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宗旨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在现代国际法中的重要法理地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本宗旨与国际法实施机制的特性决定了安理会决议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法律规范性.安理会决议视角下朝美外交博弈的探讨揭示了朝美外交政策的法理困境,从而有助于相关各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制定化解朝核危机的行动路线图.     

供应链安全国际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以“太阳风”事件为切入点

自太阳风供应链攻击事件发生以来,国际上掀起了关于加强供应链安全国际法保护的讨论热潮。以现有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这一国际共识为出发点,在适用性方面争议不大的主权、不干涉内政与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可以在保护供应链安全上发挥一定作用。但受制于不同情境与解释路径的复杂性,其实际保护效果不容夸大。究其原因,现有国际法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不仅助长了学理纷争,还制约了各国实践。为弥补国际法的适用短板,国际上对网络空间特别法的制定需求日益强烈,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正因之迅速崛起。中国应积极参与这一专门性规范的建构进程,在深入认识规范意义的基础上,从内容把控、出路锚定、灵活推广、拓展参与四个方面积极引领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供应链安全新规则。     

海洋环境利益与经济发展利益在国际法上的冲突与协调

海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不可或缺的资源,但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支持不可能是无限的支持。海洋环境利益与经济发展利益之间的对立统一,也反映到了国际法上。国际法在经历了对经济发展利益的偏重之后,逐渐注意到海洋环境利益的重要性,海洋环境利益与经济发展利益在国际法中渐渐得到协调。对于当前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中国,透彻理解国际社会海洋环境利益与经济发展利益的冲突和协调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比较视角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构建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能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确保诉讼程序合法正当。当前我国配套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尚未形成,制约了刑事诉讼管辖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相对完善,其中以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为两大流派。美国、日本分别是这两大法系国家的代表,两者虽然在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存在不同,但其设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初衷则是相同的。我国可以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内,结合司法实践,有选择性地借鉴域外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管辖权的性质辨析——以《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为视角

1920年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确立了一套独一无二的法律制度。依据《斯约》挪威享有对斯岛陆地及其领海的主权。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挪威作为《公约》缔约国开始主张更为广泛的海洋权利,由此引发了与缔约国之间的广泛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挪威对斯岛的主权是基于条约义务下的有限主权,其主权来源的特殊性导致了权利行使范围的不确定,为缔约国做出合乎自己利益的解释留有余地。中国作为《斯约》的缔约国无需急于对这一问题表明态度立场,主张在《公约》框架下解决海洋纠纷,将之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是中国处理此类问题应有的一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