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华邮局撤销始末

近代,英国在中国先后非法建立了15个邮局,从1885年起中英两国就撤销这些邮局展开交涉,但直到华盛顿会议通过撤销客邮案,英国才于1922年11月30日撤销其中的12个,另外3个在1955年撤销。综合运用有关中英文资料,揭示了英国在华邮局撤销的这一艰难历程。     

民国时期中英关于新疆阿富汗人国籍问题之交涉

民国时期 ,为了将新疆的阿富汗人变成侵略中国西北地区的工具 ,同时干涉阿富汗的主权 ,英国与中国政府就新疆的阿富汗人国籍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 ,英国借这个问题侵略中国新疆和干涉阿富汗主权     

英国侵占坎巨提的经过及相关的中英交涉

本文论述了19世纪后期英国在与俄国争夺中亚期间,逐步侵占坎巨提的过程、所采用的手段及相关的中英交涉.     

"福星号海难"与中英交涉

轮船招商局福星号轮船被英国澳顺号轮船撞沉,造成65人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海难事故。然而,这桩原因清晰、责任明确的海难案,其最终的处理结果却很难令死难者家属与国人满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英方进行明目张胆地袒护,使得招商局的合法权宜受到严重践踏。这充分显示了弱国无外交真理。     

近代中国电报利权的维护——以1883—1884年中英交涉福州电报利权为例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就不断通过各种手段侵蚀中国的电报利权,中方为维护和争回电报利权也作了种种努力。1883—1884年,中英关于如何在福州安放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电报海线的交涉便是其中一例。在此次交涉中,当时身为中国电报局总办的盛宣怀,善于运用策略,力争将此交涉限定于公司间的商业谈判而避免其成为国家间的外交议题。两国的电报公司最终于1884年在天津正式签署《福州电线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有效地阻止了外国电报公司对中国陆地电报利权的侵占,对此后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鸦片战争前的“行欠”纠纷与中英交涉问题新探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行欠"纠纷主要产生于以下两个原因贸易中议价的不合理及货物的赊卖活动;洋商对行商的高利放贷.清政府在处理"行欠"纠纷时,混普通涉外民商纠纷为政府外交事务,加之中国缺乏解决涉外民商纠纷的法律制度安排,使得"行欠"纠纷无法在当时的法律体系内得到解决;而英商和英国政府在交涉中的策略选择,也使得"行欠"一步步演成了两国之间的国际交涉.     

日本公使觐见同治帝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首次接见各驻京外国公使.有幸参加这次站立觐见活动的日本全权公使副岛种臣不仅单独一班,而且先一班觐见了同治帝.日本获此殊荣表明中国对日本政治立场的改变.19世纪70年代,东亚区域内国家已开始运用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重整东亚地域内秩序抑或对自己所属领地以及附属邦土进行主权确认.中国愿意与日本建立西方近代的国家间平等关系即为藉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制约日本对自己在东亚区域内之属邦进行侵蚀的一个举措.     

论二战后初期中苏关于新疆苏侨的交涉

二战后初期 ,苏联出于国内需要 ,改变从前对在华俄罗斯人的政策 ,公然违犯国际法 ,在新疆大肆发展“苏侨” ,不仅使新疆的“苏侨”人数猛增 ,而且出现了众多具有中、苏双重国籍的各族群众。这些人的流动和出境 ,严重地影响了新疆政局的稳定和中国的国家安全。     

崇厚与中俄伊犁交涉——兼论光绪六年(1880)再次交涉之动因

光绪四年(1878)中俄伊犁交涉,崇厚奉命赴俄谈判。于光绪五年年底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交涉意在收回伊犁全境,可崇约并未达到此一目的,通往南疆之重要孔道———帖克斯川(又称特克斯川)被割予俄国,这也是光绪六年中俄伊犁再次交涉之起因。另外该约还使中国损失颇多利权。虽该约并未实行,但其对后曾纪泽所议之改定条约影响极深,故此约亦不可轻视。时人多骂崇厚颟顸昏聩,近人亦对其多加臧否。本文就崇厚其人及签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一剖析,进而能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看待。     

论清末中央政府关于印茶入藏问题的对英交涉

清末随着英国殖民势力逐步渗入西藏,中英两国在谈判通商时,始终围绕印茶可否入藏、入藏时间及税率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清廷谈判代表为了维护清王朝的主权和商业利益,与英方代表巧妙地博弈与周旋,延缓了印茶入藏的步伐和保持了西藏地区的稳定,且为赵尔丰主政川边时整顿南路边茶业赢得了时间,这是清末在国防、军事、外交节节失利的局面下,挽回的部分商业利益。     

从比较法的视角论独占合同交涉权的实效性与界限

独占合同交涉权的合意,是对合同交涉自助原则的制约,也是一种期待利益的表现,它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制独占合同交涉权的依据和法律效力是有差异的,但在独占交涉义务合同条款中注意设置技术性和合理性,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涉、缔结乃至诉讼过程中的风险。     

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十到十四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大体经历了形成、发展和演变等阶段,中韩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北部渤海湾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中韩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演变,促进了中日韩三国一系列港口群的出现和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东亚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欧洲海洋交涉网络形成的基础。     

交涉与合意:论诉讼的本质——一种诉讼法哲学探析

诉讼以社会纠纷的存在为前提,以解决纠纷为直接目的。因而,诉讼体现了社会主体面临纠纷时寻求解纷的意志要求,以社会主体意志性为最本质特征。诉讼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体为了解决纠纷而进行的交涉与最终达成的合意。诉讼中的私力因素逐渐走向前台,与公力因素之间形成内容与框架的关系;不仅诉讼和解而且判决也蕴含着交涉与合意的契机,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较之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处于更核心的地位。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理论发展和制度设计也呈现出向着交涉与合意的诉讼本质不断回归的趋势。     

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中英关于“赔款问题”的交涉

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中英关于“赔款问题”的交涉,是双方重订“拉萨条约”和谈判《中英藏印通商章程》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英方将缴清赔款作为“撤军”条件,企图把赔款期限拖至25年,从而攫取25年的驻军权利。中方经过激烈的外交斗争,最终争取到了由清政府承担赔款,分三年三期缴清赔款后,英国撤走驻亚东英军的结果。清政府与英国交涉“赔款问题”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所取得的结果,对抵制侵略,维护主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尚武思潮论析

近代尚武思潮自鸦片战争后萌芽,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洋务运动蓄积,中日甲午战后在西方进化论和日本尚武强国的启示下进一步酝酿,到20世纪初年正式形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尚武思潮主要包含清廷的尚武教育思想、梁启超的新民尚武思想和革命派的暴力革命思想等。尚武思潮不仅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爆发奠定了历史基础,同时也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代外国在华企业商业情报活动初探——以英美烟公司为中心的考察

重视商业情报的搜集和利用是外国企业能够适应近代中国陌生的异域文化和商业环境并垄断市场的重要因素。英美烟公司的商业情报活动具有内容多样性、渠道网络化和活动制度化的特点。积极获取和利用商业情报,不仅使外国企业适应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实现了销售本土化,也是外国企业了解、渗透进而控制中国市场的重要手段。     

近代中国私塾改良动因论析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始社会转型,与此同时,私塾教育亦开始为知识分子们所反对,政府也开始对私塾进行逐步改良。形成近代中国社会私塾——新学堂并存的教育体系二元格局,知识分子的觉醒,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新学堂的兴起,私塾自身的缺陷,政府的低效率,宗族社会的关系,在这些社会背景和历史动因影响下,开始了近代中国困顿与求索,蜕变与传承的私塾改良进程。     

中国近代财富分配思想论析

中国近代主要思想家提出了新的财富分配思想,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们的见解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与特点并不相符。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近代主要思想家对于相对过剩人口予以关切、对于生产关系变革给予重视、对于上层建筑博弈严重忽视。基于此,应将其财富公平分配思想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去掉其旧时代的局限性,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