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都市区多中心体制与一体化改革的新思路、新方法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是大都市化,大都市区凭借其特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构成美国经济增长的中枢。美国大都市的发展已走过100多年的历程,经历了大都市区的集中与分散有机结合的经济结构、多中心的复合型空间结构和马赛克式的社会结构,反映了大都市区与一般大城市不同的复杂多样的特征。了解和认识美国大都市区管理的经验教训,辨析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推行体制创新、打破传统地方政府和行政区划束缚、争取城市建设和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美国大都市化衍生的中心城市与郊区的矛盾及其影响

美国大都市区是中心城市和与其有内在关联的郊区共同组成的区域,大都市区凭借其特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构成美国经济增长的中枢.然而,美国大都市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其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发展出现失衡,对美国大都市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美国相比尚有距离,但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城市已接近这个水平,因此郊区化将逐渐展开,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单核城市发展模式将面临挑战,有前瞻性的制定相应政策应该提上日程.     

新城市化发展模式与地方治理——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新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本文认为美国新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主导趋势是大都市区化,但大都市区发展中由于地域蔓延和行政分割带来种种区域性矛盾.美国通过多维度地方治理有效地改善了大都市区发展中的问题.其做法和经验对中国新城市化阶段中的大都市区发展与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美国的都市区管制模式及其对长三角区域管制的借鉴

本文循着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历程,以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都市区的管制策略为例,总结了美国大都市区的六种基本管制模式。论述长三角大都市区的未来发展战略定位和区域问题以及整合发展现状,借鉴美国都市区的管制经验,提出长三角都市区的区域管制基本策略。     

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与管理

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文通过分析指出,20世纪美国城市化的主导趋势是大都市区化,但大都市区发展中由于行政分割也面临种种区域性的矛盾和问题.文章着重阐述了美国大都市区实行区域协调管理的做法和经验,及对浙江城市化发展和强化城镇密集地区协调管理的启示.     

专区:美国地方政府体系中的“隐形巨人”

占美国地方政府总数40%以上的专区政府,是在美国地方政府零碎化、大都市区政府难产而大都市区的高速发展又迫切需要区域性服务的局面下的次优选择。专区弥补了大都市区政府的体制性缺陷,提供了较有效率的服务,同时也加剧了地方政府零碎化的趋势,利弊兼而有之。但在美国地方政府体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大都市区仍在发展的前提下,专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论大都市区的治理结构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大都市区在资源整合中地位和作用的凸显,中国现行的行政区经济体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区域管理体制变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充分发挥大都市区的区域性职能。而大都市区的契约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地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框架,它主张削减凌驾于大都市区之上的省一级政府的权力,赋予大都市区以更大的自治权,让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更多地承担起区域经济组织的责任。这也是解决我国区域经济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径,且符合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变革的大趋势。     

构建厦漳泉大都市区的理论思考和个案比照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城市化过渡的结构性转型,在此过程中,出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大都市区。本文从把握区域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入手,选取在大都市区发展中较为典型而成熟的美国旧金山湾区和荷兰兰斯塔德地区进行个案分析,再与我国的闽南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闽南地区即将进入以大都市区为主的新城市化阶段,要尽早划定厦漳泉大都市区,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规划整个区域的发展。     

大都市区政府治理的成功案例:1992年波特兰大都市章程

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是美国仅有的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并具有自治章程的区域性地方政府,尽管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实体性地方政府,但它在区域性问题的协调合作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绩.对此,学术界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大都市区治理的典型.1992年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章程,是其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其某些基本原则,在大都市区治理方面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对这一章程产生的由来及其原因进行剖析,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认识.     

中国大都市区概念的理论阐释

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产物,是当今城市发展的高级形式。中国大都市区实践发展的客观实际迫切要求理论界对其基本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和阐释。从大都市区的基本问题界定、形成机制、划分方案、概念混淆的表现及原因分析等四大方面对中国大都市区概念厘定进行理论阐释和梳理,进而为深入研究大都市区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从生活—生产—生态的发展轨迹、地理—经济—政治的形成梯度、规划—建设—管理的治理逻辑、核心—腹地—世界的空间拓展四方面进行概念厘定,形成大都市区概念的基本表述,即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一种城市地域形式,是一个由众多的具有个性发展特征的城市有机组合而成的区域网络体系。     

Solamente Mexicanos? Patterns and sources of Hispanic diversity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Rapid Hispanic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source of increasing ethnoracial d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diversity within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is frequently obscured by the tendency to lump all Latinos together. Our study examines Hispanic diversity at the local level, 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Mexican dominance, Caribbean-centric settlement, spatial assimilation,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perspectives. Measures of the magnitude and structure of Hispanic origin-group diversity during the 1990–2010 period are constructed for 363 metropolitan areas based on each area's shares of Mexicans, Puerto Ricans, Cubans, Dominicans, Salvadorans, Guatemalans, Colombians, and ‘others’. We find that diversity magnitude varies markedly across metropolitan Hispanic populations. Although the most diverse metro areas lack a majority origin group, Mexicans often constitute a majority or plurality of local Latinos. Diversity levels and structures have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over time. In both 1990 and 2010, metro areas with more diverse, multigroup Hispanic communities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larger size, smaller proportion of Hispanics, location farther from Mexico and closer to the Caribbean, and greater odds of being a military hub. They also exhibit higher rates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lower rates of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We use weighted data to show that Dominican metro dwellers experience the highest Hispanic diversity while the average Mexican lives in an area where four-fifths of all Latinos are Mexican. Overall, our results provide primary support for the Mexican dominance perspective but some support for the other three perspectives as well.     

美国世界战略重点东移的原因及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将战略重点置于欧洲,进入21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日益关注亚洲,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频频高调亮相亚太地区。美国世界战略的这个重点东移,缘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也必将对亚太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美国金融危机的哲学思考

通过对安然公司和两房公司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看出,美国在虚拟经济形成过程中,由于实体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虚拟经济危机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认识。通过对虚拟经济危机的认识,应当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维模式予以深刻的反思。     

中美贸易中的美方逆差是美方所期望的利益所在

因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使双方的贸易摩擦明显加剧,美方利用其巨额逆差想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其实,美方的贸易逆差是美方所期望的利益所在,因为这有助于美国抑制通货膨胀、有助于美国的产业升级、有助于美国减缓资源耗竭速度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有助于美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影响中国的政策。中方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对美国经济依赖程度提高、使环境污染加剧、使资源耗竭速度加快、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难以摆脱美国的阴影、中国并没有得到预期想要的美国技术。要减少中方的贸易顺差,中方可采取如下策略:向美国出口的商品适当提价、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档次、提高外商投资的门槛、中国企业应积极去美国投资等。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探讨——政治经济学视角

中国入世以来,中关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逐渐突显出来,美国各界将贸易不平衡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制度,认为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并纷纷要求政府敦促中国采取行动,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使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美国各界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种种论断是荒谬的,国会议员不断逼迫人民币升值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权威地位的政治考虑。     

城市中的人口迁移与跨民族交往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民族多元化现象,各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交往也日趋增多。作者不仅分析了城市中跨民族交往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且还剖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各种心理上的、文化上的和利益上的原因。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关系

美国经历了9·11恐怖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走向相对衰退的道路。相形之下,中国急剧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军事大国,通过在东亚地区推行地区主义,深化南中国海领有权等措施来扩大影响力。这种局势导致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中长期来看,这很可能构成中美关系的矛盾因素,而中美关系的变化导致东北亚安全不稳定。解决途径是美国自己对亚太再均衡政策尽快予以重新平衡。该方向应该是与中国进行合作或妥协,而对日本右翼群体划出分明的界限。这种措施同时为积极推行旨在和平解决核问题等韩半岛相关事宜,而不可或缺的,也是美国和亚洲能够共同繁荣的途径。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农民自身的强烈要求。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必须通过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聚合规模经济,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对农民组织化的研究尤显得很有必要。     

试论汉宋时期农村“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

从汉代到宋代,“计赀定课”是农村越来越重要的赋役征派方式。迄今论者通常认为,就制度变迁而言,农村的赋税由人头税向资产税转化是一种进步。这是正确的见解,不过尚不全面。事实上,农村的“计赀定课”在制度层面上一直存在着若干严重缺陷,主要是资产评估的法定对象的界定长期不明晰,没有设定免征基数,资产评估方法不完善等,由此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实施的诸多弊端,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小的阻碍作用。究其原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农村商品货币经济的普遍不发达,是当时的统治集团无法克服上述“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的客观经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