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缘何成为马修·阿诺德翻译批评的“牺牲品”

马修·阿诺德在《评荷马史诗的翻译》一文中对纽曼等人的译本提出了批评.纽曼虽对此一一作了回应,但并未真正理解阿诺德的真实意图,也就此成为与阿诺德论战的牺牲品.他在论战中出现定位上的错误,在风格讨论上出现偏差,也未看清阿诺德的“眼光”.阿诺德则就此拉开了政治与社会批评的序幕,这对于理解他文化批评的内涵有重要的意义.     

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学、理论和民主批评——关于霍加特的理论研究

理查德·霍加特通常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历史上“前理论时刻”、文学经验主义、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位反理论/无关理论者。然而，文章认为，霍加特的文化批评并非是反/无关理论的，而是关于何为理论、理论何为的探讨；他的文学写作激活了他的民主批评，这正是文化研究的用途。文章第一部分审视了当代理论，认为理论实则复制了阿诺德模式；第二部分探讨了霍加特的“理论”语言，认为他看似普通的语言满足了民主批评的政治需求；最后一部分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了霍加特的语言及文学写作如何促使他伸展开来，与他者对话。      

论宋四六的“类俳”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骈文“类俳”之说。最初，批评家所言“俳”既指文章“俳偶”追求文采审美但缺乏政教意义，又指“俳谐”之文具有娱乐性而不够庄重，还指“俳优”文人作为政教体系附庸的身份处境。古文运动兴起之后，宋代出现了立足文章本体的四六批评。其所谓“类俳”是文章学层面的专门批评，强调文学审美应与思想内容统一，辩证地指出娱乐之“俳”有其得体意义，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主体性。宋四六的“类俳”批评表现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创新意识，在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霍华德庄园》中“文化”的处境

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体现了阿诺德的文化观,即文化是我们思想过和言说过的最好的东西,具有启蒙大众、提升物质文明的作用.在小说中,施莱格姐妹代表阿诺德所定义的文化,威尔考克斯家代表阿诺德所批评的机械和物质文明.小说的作者让他们之间联姻,本意是为了体现文化的力量,让文化提升机械和物质文明,但在实践的过程中文化却陷入了困境.     

论延安文人思想转变中的文化病症

1940年代以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实质上是政治权力话语以“政治”为支点、以“小资产阶级”为中介对于文人文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处置,同时也是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以种种思想理路和复杂形态,“投降”、“改造”、“合流”于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和结果。但文人们所预想的思想转变的文学情形与史实演化所形成的结局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延安文人的思想变化,不仅源于“政治”的外在压力,同时还植根于文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延安文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着显明的文化病症。     

阿诺德精英主义文化观的意识形态幻象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是英国文化批评的先声.阿诺德的文化观是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机器文明的反拨.一方面他将古希腊文化设定为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树立起纪念碑式的膜拜对象,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有着朝向完美和自由的使命,凡是不利于人性的自由发展的,都被视为文化的敌人.他寄厚望于人文教育者,希望他们以使徒传教般的热情传播文化;他也寄厚望于现实政治国家,后者在他那里作为最好的自我的共同的化身,保证文化伦理共同体——社群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阿诺德的文化批评关注理性、真理、自由、主体性等基础性话语,关注公民道德与社会正义,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也难怪坚持社会政治批评的伊格尔顿将其视为自己社会政治和文化理论重建的逻辑起点.但是,回溯阿诺德的文化理论,在马克思的否定的意识形态论面前,他的“文化-国家意识形态论”流于简单化和平面化.他没有看到与阶级性相关联的文学艺术观念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它与意识形态的支持或对抗的复杂关系,更没有看到意识形态的对现实政治的维护和对人的规范塑造等主体建构的实践功能.所以,他心目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联姻,那种诉诸现实国家作为文化的权威和传播中心的构想,只不过是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中的幻象.     

边缘与风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学批评家

１９７８年之后，文学批评从中心向边缘位移，学术从政治化向专业 化位移。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空间的扩展，使知识分子和文人发生了分化。作为文人型知识分 子的文学批评家，是仅仅在体制化的约束下为了职位而生存，还是出于社会使命感而自觉担 负起价值传承和文化批判的职责，是批评家们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重要选择。同时，批评 家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在批评中的作用，也值得理论界认真思考。     

经济学界对中国模式缘何否定和批评多于肯定——一个初步的综述

经济学界时中国模式的理解和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上，也涉及金融危机中的政府作为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模式否定和批评多于肯定，首先源于对已有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不具独特性的分析，也源于对中国模式不具普遍性的认识，还源于对中国模式尚未形成的判断，以及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批评。     

传统文人与现代报人之辨——论张恨水的文本差异

自晚清到“五四”再到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着从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身处转型时期的近代知识分子,在自身发展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对此,有必要研究他们的生存处境、物质精神与内在心理变化。其中,张恨水不仅能够继承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而且善于借用现代报刊等新型媒介。他作为小说家和“报人”均有突出成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通过探索张恨水的贡献可以发现,近代与现代的差异化是张恨水自由切换于自身双重身份之间的一种写作策略。     

“最是文人不自由”─—评王继平新著《嬗变与回归》

“最是文人不自由”─—评王继平新著《嬗变与回归》郑祖铤文人，或曰知识分子，不但是社会结构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也是历史科学特别是近代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对于文人们自身的研究，却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热点。王继平同志的新著《嬗变与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参...     

明清叙事文学拟神话结构中的主体间性关系

明清时期的叙事文学经典中出现了摹拟神话叙事的拟神话写作.在这些拟神话结构中,通过“我”与“物”之间交互主体性关系的观照,融汇了中国传统思维中天人合一的认识观、物我感应的自然观、仁爱合群的伦理观、物我不二的信仰观,从方法、情节、母题以及人物塑造上展示了伦理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思想.     

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

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常常为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蔽、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发出“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提出适合于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异族文学进行高层次研究的文学“整体研究观”；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观念已经渗透到他所涉及的各个话题中，其文学批评已经很难回归到文学轨道。从辜鸿铭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个当然的文学家：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他更多地体现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本色。     

群聚方式与晚清文学主体身份的变革

古代文人大多聚集在某一政治集团或文化集团周围,他们的生存方式徘徊在“独善”和“兼济”之间,始终是一种静态的、以“中和”为美学特征的生存体验。晚清文人依靠新兴的大众传媒和社团学会而群聚,以一种“无根”的精神状态漂浮在现代都市,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以“焦虑”为美学特征的现代性体验。群聚方式的改变直接促使晚清文学主体的身份从传统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     

《门第》中的经济生活与婚姻悲剧

《门第》是青岛女作家连谏的都市情感小说.连谏自身的家庭背景及早期的贫困生活使她接触到更多下层民众,从而能游刃有余的通过铺陈婚姻中的经济生活展现小市民斤斤计较的心理.《门第》一反传统婚姻生活中“男强女弱”的模式,描写出经济地位上的“弱男”何春生和“强女”罗织锦的婚恋过程及婚姻悲剧,表现出经济对何春生及其婚姻的压迫,为我们提供了反观现实婚姻生活的文学空间.     

试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学科性建构

中国近代以来,王国维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现代性特征。其学科性文学批评体系主要体现在：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独立＂论,摆脱了＂依经立义＂的教化论文学批评方式;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学语＂,他从叔本华哲学美学那里借用了不少批评概念,并对之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其学术话语既中又西,具有学术的新颖性。此外,还运用了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一切文学现象。     

论“圆满”

"圆满"一词本系佛教用语,它来源于佛教的"大圆满法",最早提出这一范畴的是17世纪格鲁派的藏族文学家兼佛教大师——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然而,纵观中国古代文论,虽没有明确提出"圆满"这一范畴,可是以"圆"论艺和对"圆"美的追求始终贯穿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从诗词到戏曲、小说无一不涉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佛教义理影响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向和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     

劳伦斯·费林格蒂与垮掉派运动 ——兼论垮掉派运动的文化意义

费林格蒂是垮掉派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但其影响与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费氏缔造与传承了垮掉派文学经典,但又对垮掉派保持了批判立场,并因此超越了垮掉派。垮掉派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先锋派文学运动,还是一场影响战后美国公共生活的意义重大的文化运动,它不但挑战了传统的文学体制、在主流文化之外开辟了新的文化空间,而且创造了活跃的知识分子公共生活,从而影响与形塑了整个都市文化。     

中国文论正变史观的历史向进

＂风雅正变＂是中国文论史观的最初形态。＂以正为正＂与＂以变为正＂的观念一直纠结并延续于两千年的传统诗文理论中。＂变＂也指导着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却不可避免事实上的＂正＂。主正、主变、代胜以至进化,中国文论正变史观一直流转在群体社会和个体人生之间,正变都维系于人生,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中国道家思想对赫尔曼·黑塞的影响

黑塞一生深受中国文化浸染,尤其偏爱老庄。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思想不仅影响其生活和思维方式,并广泛浸润其文学创作,成为他构建自身文学审美观的重要精神依据。如万物源道的人生悟境,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上善若水的处世态度,循环齐一的生死之道等。黑塞垂青中国文化精神,并非出于逃逸西方文化之初衷,而是希望经由东方这个“他者”来更好地反观自身、找寻自我。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社”与“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与“祖”意指土地、祖先，涉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信仰、礼制、仪式、社会维度。“社”与“祖”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促成的是宇宙、社会与个人的相互混融，承载着“亲”、“和”、“孝”、“序”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调适着人地关系、人神关系、人际关系，塑造了社会的基本架构模式。“社”和“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与载体，其所秉持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尊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