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死与梦之歌

通过对鲁迅《野草》的文本分析,以死亡和梦这两个意象为基点,力图寻找鲁迅心理投射的基本模式,以达到对《野草》意蕴的把握。     

极端觉悟与极端病态的书写--《狂人日记》与《金锁记》比较

鲁迅和张爱玲属于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有着对生命主体的共同追寻。本文选取《狂人日记》与《金锁记》这两篇代表性作品进行细读与分析,认为鲁迅与张爱玲在文本中通过对狂人与鬼影的刻画与写照,在显现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观照的同时,通过文本共同探寻着各自人生意义,显现了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生命主体的追寻与反思。     

空间的魅惑与祛魅——评余新明《〈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

余新明新作《〈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运用空间理论和叙事学方法来审视鲁迅小说集《呐喊》与《彷徨》的思想艺术特质,并从文学建构、本质内涵和现实意义三个层面深刻剖析小说叙事与空间的内在联系,挖掘小说文本背后潜藏的艺术原创性。     

乡愁意识中的自我镜像——重读鲁迅的《一件小事》与《故乡》

文章运用文本细读和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手法,以探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乡愁意识和自我认同困境为聚焦点,对鲁迅小说中向来被广泛认定为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平淡的两个篇目——《一件小事》和《故乡》,做了细致、深入的综合分析,据此论证指出,展示在鲁迅其他经典小说力作中的思想和艺术光彩,在这两个短章中同样有别致而独到的存在和丰富内涵。      

翻译的轮回：香港《译丛》的鲁迅《造人术》英语译介

《造人术》是鲁迅最早翻译的西方科幻小说之一。2012年,香港《译丛》将鲁迅《造人术》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先驱之作译介给西方读者。《译丛》英语译介的“译作之译作”《造人术》是深度翻译的结果：译文还原了鲁迅汉译文本的语体风格,更在“译者导言”、插图、鲁迅汉译按语等副文本的综合推介作用下,协助西方读者对英译鲁迅《造人术》进行全面认知。经历了美国英语小说原作的日译、汉译,《译丛》又将其回译成英文,完成了小说《一个非科学故事》(《造人术》)的“世界文学”翻译轮回。     

鲁迅短篇小说《社戏》两个英文译本比较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四卷本《鲁迅选集》是鲁迅著作英文译本中篇幅最大、体裁最全面的。英国学者朱莉娅.罗威尔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是外国学者中翻译鲁迅小说最全最新的一部。从鲁迅短篇小说《社戏》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英译本（简称杨译）以及朱莉娅.罗威尔的英译本（简称蓝译）中选取了十个典型译例,对比分析杨译和蓝译两个文本,探讨了各自的得失优劣。     

《狂人日记》与《长明灯》比较分析

在鲁迅小说中,《狂人日记》与《长明灯》两篇是比较特殊的。这不仅表现在它们与其他诸篇的不同,而且还表现在它们之间的多处相似,这使它们在鲁迅小说中形成一个特殊的单元。更耐人寻味的是,它们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小说集,《狂人日记》为《呐喊》的开篇,《长明灯》则编入了《彷徨》,而这两本小说集又反映着鲁迅不同的心绪。如果我们对这两篇小说作一比较分析,不仅可以领悟到鲁迅小说更深刻的思想内     

互文性:《呐喊》、《彷徨》的显在品格

互文性是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的显在品格。这两部小说集的不同文本相互参照、交互指涉,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其审美意象具有广泛的互涉性,主题间的互相关联和暗合现象也大量存在。     

评点学：中国独特的批评学与叙事学——浅识《中国叙事学·评点家篇第五》

杨义著《中国叙事学》的第五章是评点家篇,该篇通过对明清评点学的探究,既梳理了古典小说理论,又完善了其中国现代叙事学理论框架。文章通过评点家篇中关于明清小说戏剧作品评论的评论,指出当代中国叙事学与当代西方结构主义文论家克里斯蒂娃,英国学者马克柯里等人关于间文本性和理论小说、元小说理论在叙事学理论框架上的密切联系。     

《呐喊》的叙事视角类型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翻译

《呐喊》小说集是鲁迅问鼎文坛的一部力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创立的基石和成熟的标志。以往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偏重于对其思想性、革命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对其艺术形式的探讨、特别是对其小说中多种叙事视角的应用及转换的研究重视不够。从叙事学的角度切入,主要分析鲁迅小说集《呐喊》中叙事视角的三种类型及其转换,以展现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深远影响。简要分析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对小说话语表达模式的影响,并通过对比分析汉英两种语言在话语表达模式上的异同,结合《呐喊》原文本与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呐喊》译本,探索各种言语表达模式的翻译策略,以期对小说叙事中不同表达模式的翻译有所启示。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全方位展示——评赵炎秋等著《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

赵炎秋、李作霖、熊江梅合著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借鉴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在当代叙事学研究中第一次全面立体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发展演进历程。它十分注意从中国独特的叙事经验及其理论总结出发,同时兼有宏阔的理论视野与自觉的比较意识以及丰富多样、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与引述,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本土叙事理论研究的发展。     

《洛丽塔》隐含作者分析

隐含作者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不可靠叙述的判断和文本的阐释都具有重 要影响。对 《洛丽塔》中隐含作者的建构不仅依赖于对叙述者可靠性的判断,也依赖于作者本人的 说明。这进一步表明,隐含作者不仅仅是读者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也是作者隐藏在文本之内的一个 化身,对小说的阐释发挥着重要作用。     

《呐喊》内外:文本风景、副文本线及完成态

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收录其陆续写于1918-1922年间的白话小说15篇及《自序》,内文本一篇一个新样式。本文着力于文本风景鉴赏,延长副文本线,即每篇小说发表、结集出版的传播途径、手稿等物态遗存,并结合鲁迅自述,再现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交予公众并成为伟大开端的历史样貌。     

潜隐的文化情结--《呐喊》、《彷徨》对传统文化的眷念

《呐喊》、《彷徨》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文本,代表着新文化的“反传统”特征。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两本小说集的实际。《呐喊》、《彷徨》既表现了新文化的价值立场,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这种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错综纠缠,体现了鲁迅一种特有的文化情结,构成了《呐喊》、《彷徨》价值判断的多元性和思想意蕴的复杂性。     

拿起批判的武器─—读《叙事学》

《叙事学》（胡亚敏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有年，据我所知，没有产生什么轰动和反啊。这当然是极正常自然的事情。用后现代派论者时髦的话说：这是一个消解中心、失掉中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要想使某个人的某本书成为中心，那是太不合时宜了。但是，《叙事学》之不能成为中心．在我看来．还可以获得另一些解释。这就是，这本书本身所具有的那些特殊性。略述如次。一、《叙事学》是一本“无用”的书。修齐治平，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经世致用：这样一种追求，差不多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的内在本能。《叙事学》的…     

《狂人日记》叙事学新解

学术界对《狂人日记》叙事学解析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对序的忽视或误解。只有在细读序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文本的叙事结构,洞悉叙事者、叙事接受者、人物角色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狂人日记》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言,是独白性的、只有两个时间系统。而实际上是具有多重对话关系和三个时间系统。并且"癫狂"、"眼光"等行动元对文本的叙事结构等具有重要作用。     

叙事美学的整合与建构--评《梦与醒的匠心--蠡测缕析〈红楼梦〉的写作技法》

近些年来 ,运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方法确定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问题 ,成为一个学术界的热点和亮点 ,且有多种论文和专著出版 ,如就单部小说进行叙事学研究的就有王克明 (美 )《红楼梦的叙述艺术》、李庆信《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王彬《红楼梦叙事》、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郑铁生《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等。这些论著大多能在对西方叙事学理论横向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选择和整合 ,结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具体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以期破解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美学的符码载体 ,揭示这些叙事文本的审美本质 ,为中国古代…     

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     

《金瓶梅》的审美接受分析

《金瓶梅》的文本接受是"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金瓶梅》问世后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排印前,袁宏道、袁中道诸人对于《金瓶梅》的接受情况。这段时间,读者对《金瓶梅》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作者的各种推测,对小说文本的称赞或毁谤,对小说的批评与棒杀等。自《金瓶梅》出版后,对其文本一直存在着赞扬和贬斥两种倾向,褒之者认为该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世情小说,毁之者则以"淫书"目之。但《金瓶梅》却没有因被贬抑而堙没,而是一直流传不衰,自20世纪初开始形成一门显学。     

女性的力量：《士师记》叙事模式探析

“上帝订约—先知传达—百姓践行”这一叙事模式始终贯穿《士师记》之中，其中一系列事件通过类似的叙事结构实现其内部的关联。本文以“先知传达”环节的关键人物底波拉和“百姓践行”环节的实践者雅亿这两位杰出的女性为切入点，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探讨《士师记》中的女性力量在叙事中的展现，揭示潜藏在《士师记》文本下的性别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