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前“倭”涵义变迁略考——试析《山海经》《论衡》《汉书》对“倭”的不同理解

《山海经》《论衡》《汉书》是最早记载"倭"的古籍,这三部古籍对"倭"的记载虽然简略,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因此这三部古籍也作为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通过对这三部基本文献中的"倭"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天工开物》科技插图的图学探析

以《天工开物》科技插图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天工开物》科技插图中的背景和布局、插图的表现形式、插图的绘图技术、插图的绘画风格等方面内容,总结出其图学特征为：构图布局与《天工开物》的哲学思想统一;绘图技术与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特点相吻合;白描式绘图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绘画风格.     

论《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在教育史研究中的价值

<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不仅是考察该地区历史沿革的第一手史料,亦是揭示本区域教育发展史的重要文献.文章在叙述宋、元和明代碑刻的同时,另还结合传世文献来进行研究,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科举和教育中的典型特色.     

杭州织造与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

明清时期,杭州是我国江南地区著名的丝绸产地之一.清代前期,杭州的丝织手工业随着蚕桑事业的发展,较之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这里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绫罗绸缎,除专供皇家内廷使用及一般商业交易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运往新疆进行官方贸易之用的.而置办这些缎匹及具体运往新疆进行贸易等事务,则是由清代江南三织造衙门中的杭州织造衙门具体负责的.     

试论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

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子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上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注重核实之法,富有学术批判和创新精神,是促使郑樵著成《通志》的主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从《通志·总序》看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

郑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一生勤于著述,涉猎诸多领域,《通志》是其代表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郑樵的学术思想。其中,《通志·总序》是一篇比较有名的学术思想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通志》的"总序"着眼,可探讨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论其得失优劣,成一己之见。     

清代乾嘉年间苏州与新疆的丝绸贸易

地处江苏太湖之滨的苏州,明清时期,是我国江南地区著名的丝绸产地之一。清代乾嘉年间,苏州的丝织手工业随着太湖地区蚕桑事业的发展,较之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这里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绸缎绫绢,除专供皇家内廷使用及一般商业交易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运往新疆进行官方贸易之用的。而置办这些缎匹及具体运往新疆进行贸易等事务,则是由清代江南三织造衙门中的苏州织造衙门具体负责的。现在,我们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栏案馆所藏的档案材料,来具体分析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内地与新疆各地丝绸贸易中,苏州织造衙门每年为新疆织办和解送各色缎匹的一些情况。从而论述这种贸易在当时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和意义。     

《金史·赵秉文传》考误

赵秉文是金代著名理学家,其事迹列于《金史.列传四十八》。通过对赵秉文《滏水集》以及与其同时代人的文献的考证可知,他出守宁边州的时间应为大安二年而非泰和二年,这是本传的错讹。《山西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等有关赵秉文的条目也是以讹传讹。赵秉文并非《中庸指归.序》的作者。     

杨慎《词品》述论

在明代词学史上,杨慎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词学家.他在《词品》中对词调名的考证、对词作的校勘与辑佚,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词作中生僻意象的求源考释,有助于人们准确地鉴赏词作的意义;其词体起源论、词体风格论以及词体主情说在词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品》是研究明代词学史以及中国词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闪缎

闪缎是中国宋明之间产生的一种闪色提花丝绸品种。这里根据历代文献的查阅梳理和传世实物的分析,对闪缎的起源、发展和现状,特别是对古代闪缎的外观和基本组织结构,闪缎的生产、产地和传播作了论述。     

红桥考证与四库馆臣的疏误

对于明初女诗人红桥,《四库全书总目》考证与冯梦龙《情史类略》记载一疑之为无、一以为她姓张的看法是错误的。据林鸿《鸣盛集》及《福建通志》等文献,红桥实有其人,并非姓张而为朱氏女,有诗词传世的朱红桥是明初女性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作者。     

《通志》对《续文献通考》“氏族考、六书考、谥法考”的影响

《续文献通考》是明代至近代以前唯一一部私撰典制通史,是对《文献通考》的续修与增补,它的突出贡献是门类的增加。王圻在马端林二十四考的基础上新增六考,即＂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从其源流看,氏族考、六书考、谥法考明显受到郑樵《通志》的影响。     

郑樵《通志·七音略》中的“胡僧”及其他

南宋郑樵的《通志·七音略》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史的重要资料.郑樵讲,他撰写《七音略》,“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后来的研究者因此认为,《七音韵鉴》的作者是“胡僧”.笔者不同意这一说法,《七音韵鉴》的作者不大可能是“胡僧”,但郑樵所说的“妙义”,即唐末宋初出现的等韵学理论,却的确与印度的梵语语言学知识有关,后者正是通过“胡僧”传到中国来的.郑樵其他的一些说法是否正确也值得加以考虑.     

《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释

我国正史最早记载倭人事迹的是《汉书》和《后汉书》。两书的倭人记事不足百字(与《魏志》重复者不计在内),但提供了公元前后、尤其是公元一二世纪倭人社会和历史的重要信息。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发表无数论著,对两书的倭人记事,从史料鉴定、文字订正、字义诠释、内容分析、考古佐证、文献比较等,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然而仍有未尽之处,并且迄今尚无定论。我国则仅在有关通史著作中泛泛而论,鲜见精详的考证与探究。本文斗胆将在学习前人成果中的一得之见公诸于众,一则就正于大家,二则弥补我国日本史研究中的空白。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论“三通”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并非同类著作,却被人们合称“三通”。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命开“三通馆”,编撰“续三通”和“清三通”,所谓三通、九通之类名目,就由此入了中国目录学史,并为中国史学史所沿用。以往的中国史学史,多半是历史编纂学史,向来赋予材料的分类以过大的注意。但即使依照乾嘉以后流行的史部分类法,三通之名,也说不通。杜佑的《通典》,与马端临的《通考》,无疑有亲缘关系。而郑樵的《通志》,则分明属纪传体通史,怎能视作杜马二书的族类呢?     

清华简《楚居》与楚辞研究三题

出土文献为解决楚辞疑难提供了重要资料。清华简《楚居》一篇记述了楚人的起源、发展及迁徙等情况,与楚辞有关记载也可以对读,如屈氏的来源、楚民族名号与巫咸的关系、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等问题,或印证前辈学者的说法,或纠正以往的不足,十分重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构成的"二重证据",不能偏信一端,而应客观分析。     

高句丽民族起源问题史料评析——以十二家正史为中心

利用文献解读高句丽民族起源,需要区分两个问题:第一,文献撰写的角度是民族史还是政权史;第二,民族起源与王族来源的不同.基于此,高句丽民族起源的解读应以《三国志·高句丽传》等民族史文献为依据,而《魏书·高句丽传》等政权史文献与高句丽民族起源无关.     

音乐地理学视角下民歌《茉莉花》的起源

民歌《茉莉花》是一首中国特色民歌,对于它的起源学术界有着不同的争论。本文对现有的关于《茉莉花》起源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整合,指出民歌《茉莉花》应产生于明代末年,兴盛于清代,最早应在江淮地区流行。并从音乐地理学的角度阐释《茉莉花》的产生和发展是特定时空下的必然产物。     

宁德嘉靖倭患若干史事考

一、嘉靖年间宁德倭患之烈对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曾有人质疑并作“假倭”之说.此说依史实推断,嘉靖间的所谓倭寇,真倭实际上很少,“充其量不过占十分之一左右”,而“十分之八、九都是假倭”、是中国人伪装的,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此说又断言,假倭“绝不是胡作妄为,乱劫掠一气”,他们“爱憎分明”,“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