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园林环境蕴涵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哲学思想之一,同时它对中国园林朝自然式方向发展起重要影响作用。现代园林环境设计理念强调回归自然、以人为本,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本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根据天人合一思想的演变过程,展示中国园林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它不仅在中国古代环境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而且升华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对当代环境法制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充实与升华;当代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是对中国古代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的延伸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所包涵的优良环境道德文化,延续至今逐步形成了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并促成了环境权的产生和发展。     

浅谈“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环境法制建设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它不仅直接指导着古代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活动,而且对当代环境法制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天人合一”思想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纂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促成了当代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及环境道德法律化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化中环保思想的现代发掘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环保思想的综述 ,从崇尚和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 ,得到一种历史的启示 ,确立一种自然界是有价值的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共同进化的文化观念 ,以期更好地增强环保意识和改善生态环境     

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构建和谐图书馆人文文化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天地万物是相互依存的，是一个和谐整体。建立和谐生存世界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人是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承担者与呵护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主体。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运用于现代图书馆文化建设中，就是要在图书馆工作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精神，提供人性化服务，为读者创造一个亲切、温馨、宽松、和谐的读书环境。     

论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在环境法治中的转化与创新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推动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支持助力。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系“天人合一”,蕴含“道法自然、仁爱万物、参赞化育、节欲御用、三才相盗”等丰富内容,深具整体主义理论意蕴。“天人合一”可以为现代环境法治提供系统论与整体主义理论观照与思想启示,为环境法治实施获得公众认同与接受提供良好社会土壤,为现代环境法律制度创新与完善提供本土资源理论给养,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贡献中国传统智慧。实现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现代环境法治中转化与创新,需要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有机结合,探索论证“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领域的价值对接及其实现方法,赋予其时代生命力,进而将其有机融入气候变化应对、环境教育、国家公园等现代环境法律制度理念中,从而为其在环境法治领域“双创”目标实现提供可行路径。     

都江堰的文化探寻

都江堰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都江堰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水文化,这一文化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既反映了普遍的科学技术原理,又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地区特征。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展现,同时又具有鲜明而浓厚的蜀文化的特点     

重新审视“天人合一”思想，正确认识当代环境危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学界对传统"天人合一"基本内涵和历史影响仍然存在诸多分歧.本文认为,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层面发生了深刻影响,但传统"天人合一"存在其历史局限性.从当代的角度重新审视"天人合一",它至少包含三种价值取向,我们所要追求的"天人合一"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确认识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及可持续发展思想探析

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失误,还应在所谓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去探寻其根源。追溯历史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早已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的立法与理念,从儒家的“仁民而爱物”、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思想中,可以追寻到许多生态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根源。这不仅应当引起当代人的深刻反思,而且还是指导和完善当今环境资源法治的宝贵财富。     

浅议基层共青团干部的消极腐败问题

近年来,共青团干部消极腐败现象增多。究其根源,既有社会对共青团部门的认识问题、团干部个人素质的问题、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有对团干部选拔不当、教育管理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共青团如何在党风廉政建设这项系统工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应该引起党政部门和共青团组织的高度关注。     

三岛由纪夫的美意识及其《忧国》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文坛上极其复杂的作家 ,特别是他的美意识至今仍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三岛由纪夫的美意识中既包含着日本的古典美、也揉进了希腊的古典美、西方现代弗罗伊德的学说 ,以及他的政治理想等。概括地讲 ,三岛由纪夫的美学核心是生、死与美。从他的小说《忧国》开始 ,他的美意识发生了变异 ,即他将美与恶视为等同。三岛由纪夫的这种审美意识追求 ,不能不使他的美学走向危险与恶的绝境。小说《忧国》展现了三岛由纪夫爱、性、血、死等合而为一的美意识     

构建课堂创新教学氛围初探

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构成教育变革的背景和理由.按照国际化标准培养强智能、高素质、综合型的创新人才,是21世纪大学的根本任务.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最直接、最广大的阵地,因此,高等学校必须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构建课堂创新教学氛围.结合教学实践,试从课堂教学中激活学习主体、激励学生质疑、激发创新意识等三方面探讨构建课堂创新教学氛围的方法与效果.     

论有争议科技决策的风险沟通——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

风险沟通是保证风险决策科学性和正当性的关键。从分析风险沟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入手,在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沟通经验的基础上,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分析我国在有争议的科技决策中存在着风险沟通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决策风险沟通机制的建议:应加强风险沟通意识;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制度化公众参与决策;实行决策过失问责制。     

环境正义与环境安全——二论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念

环境正义表示环境资源法应该合乎自然,即合乎自然生态规律、社会经济规律和环境规律.环境正义既是将环境资源法学与整个法学联系起来的基本理念,也是将环境安全、环境公平、环境秩序、环境民主、环境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等各种环境资源法学理念有机联系起来的基本理念.从环境正义理念可以推导出环境安全、环境公平、环境秩序、环境民主、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等环境资源法学理念.其中,维护生态安全、环境安全是对环境正义和环境秩序的起码要求.在影响我国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环境安全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其他一切安全的基础条件.环境安全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观点.生态安全作为一项基本理念,贯穿在环境资源法整个体系之中,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是有关环境安全或生态安全的专门法律.     

论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及其实现

随着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危机的爆发,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人类繁衍生息的全球性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国际环境法、人权法在国际公法中快速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重要法律部门,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成为当今环境法研究的重要主题。通过分析研究,认为在国际法上实体性环境权还没有明确确立,现存人权对环境保护问题仍有一定的限制。创设属于人权的环境权,专门、直接地与环境利益相联系,是对人权的丰富和发展,也是贯彻兼具人权保护和环境保护目标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

在中国伦理型文化精神的影响下,美学与伦理学关系密切。但是时下的部分学者无形中却在环境问题上将美学与伦理学相割裂。在他们看来,环境美学关注的是美化问题,而环境伦理学关乎的是功用。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相关吗？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关系密切,不仅环境美的存在离不开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支持,而且环境伦理学的拓展也离不开环境审美而来的感性冲动。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必须联手。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建立联系意义重大：有助于克服传统美学中美善相分的形式主义倾向;通过环境审美伦理学的建立,实现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的双向拓展。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汇通之处在于敬畏、同情与体验性参予。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科学发展与环境立法的双向互动

科学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环境立法。实际上,科学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环境立法的发展,反过来,环境立法从根本上为科学发展提供了保证。正是科学发展与环境立法这种双向互动才能够确保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最佳效果。     

中国环境法的形成及其体系化建构

历经40年的大量环境立法，促成了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框架的生成。然而，当前部门利益主导的分散式环境立法，造成环境资源保护立法碎片化。为探究环境法体系化路径，借助实证分析和比较考察的方法，根据环境法规范的属性特征和环境法的生成演进历程，明确污染控制法、自然资源法和循环再利用法为环境法领域的主要范围。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环境法立法体系的样态，检视与评价我国环境立法体系的实然构成，以找寻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参考域外环境立法模式与体系化趋势，为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化的方向提供指引，认为环境法的体系化是一项阶段性的立法工程。具体而言，近期先以现行的污染控制法、自然资源法、循环再利用法为基础，理顺和完善相关环境法律规范；中期环境立法规划是制定环境法总则，最大限度地统合相关环境法律规范；最后以环境法的法典化作为终极环境立法目标，遵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循序渐进地完善环境法体系，以解决当前环境立法的重叠、冲突等不协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