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书目”论争与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学习鲁迅文艺思想的笔记

<正> (一)有时候,一些杰出的作家或思想家,会发表一些反对和敌视文化遗产的言论。我们若不对这类主观言论作具体分析,盲目信以为真,那将是学术研究上轻率的表现。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他们扬言所要反对的东西,乃是他们自己心里的宝贝。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举例讲过这个道理。他说,“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又说:他俩的“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堪称是知人论世的确论。     

何晏的玄学与医学

魏晋名士—何晏(190—249年)是玄谈和服药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不是祖师尚待进一步证实,但玄谈和服药之事却是有的。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颜氏家训·勉学篇》)《晋书·范宁传》也说:“时以虚浮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与何晏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就指     

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

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期,鲁迅发表了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鲁迅的讲演对魏晋士人的思想和生活作风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研究中古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国内外学者对魏晋玄学及名士作风的研究无疑已更具有广度和深度,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不足,学术界对魏晋风度某些方面的研究,多年似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阮籍、嵇康是魏晋玄学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魏晋之际这个中国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但对他们与佛道二教的关系问题…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为中心

作为传统士人人格生成、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盛唐文士独特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与魏晋六朝以来名士风度的延续渊源密切。杜甫脱略狂简的个性以及嗜酒、善谑、幽栖等种种行为作派即与魏晋名士尤其是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有着直接的渊源。其《饮中八仙歌》是盛唐文士受魏晋名士风度影响的一个最集中体现。"八仙"的个性、风貌特征以及嗜酒、高谈、傲视王侯等种种行为方式也以魏晋名士以及《世说新语》为模仿对象,但其中的"狂"态又是典型盛唐式的。它的创作与此期涌现出的一批极具名士风度同时又是新进士群体主要干谒对象的朝臣人物有着直接关系,置身风气之中的杜甫敏锐地捕捉并以其生花妙笔记录下了这一独特的时代精神风貌。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试析魏晋风度对魏晋时期女性的影响——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

魏晋风度的展现彰显着魏晋名士的一代风流,他们或张扬,或自我,或率真,不同以往,而这种气度和情怀也影响到了魏晋时代的女性。本文试从《世说新语·贤媛篇》谈起,从三个方面揭示出魏晋女性的美,无论是姿容的曼妙,言辞的雅思以及品德的高洁,抑或是情感的真率流露,无不独具风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教科书①,”它展现出的魏晋风度更是千古谈资.所谓“魏晋风度”,就是士人们以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言行展示了“人的觉醒”.而“人的觉醒”在本质上说,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众所周知,魏晋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自汉末黄巾起义以来,直至隋统一中国这期间整个中国几乎完全处于分裂割据和混战之中,尽管期间出现过象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但很快就被八王之乱替代了.总的来说,整个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虚伪、仇恨、凶杀,很多知识分子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成了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汉末魏晋六朝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②。动乱摧毁了儒家的一统天下,儒、道、佛几种思想得以并存,玄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气氛,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促成了人的觉醒。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正> 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世说新语》是褒尚清谈的,它记述了魏晋特别是东晋以来清谈的盛况。一清谈,严格说来是由魏正始年间兴起的。在此以前追溯到汉代,清谈通常称作清议,即臧否人物兼及议论政治。清议与察举制度有关,朝廷由察举取士,而仕途又为豪宗强     

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的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潇洒脱俗的“通脱”,在精神上追求一种潇洒飘逸的精神,这就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等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当时人们的饮食、歇宿、行旅、玩乐等等方面。以上诸端,五四以后诸家已多有论述;以下且对魏晋服饰境界,作一分析。     

玄学的产生原因与分派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代(公元220—420年)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幽深微妙的意思.扬雄的著作称为《太玄》.魏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推崇《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玄学的经典.当时的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出现这种思潮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的.一、产生玄学的政治原因探讨玄学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问题.我     

简评魏晋风度

一何谓魏晋风度?顾名思义,魏晋人的文章、言谈、举止、态度。然,魏晋风度绰约多姿,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正始名士有正始名士的风度,竹林七贤有竹林七贤的风度,到了西晋元康时期,又有西晋元康时期的风度。而其中又分别有哲学家的风度、诗人的风度,天子与朝臣的风度,等等,一言难以     

李白、李颀诗中盛唐名士形象描写之比较

李白和李颀的诗歌刻画了典型的盛唐名士形象,这些形象既有前代名士的影子,亦有盛唐名士的独特风采。在艺术手法上,李白和李颀都吸收了魏晋风度品评人物的艺术,重视展现人物仪容、风度之美,形神兼备地刻画人物。在风格上,李颀采用史传笔法写人,故重写实;而李白重视主观抒情,故多写意。二者刻画的名士形象艺术上的异同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魏晋风度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风摇雨动“，名士少有全者”，焦虑之绪宛如乌云般笼罩。此时，名教已然摇摇欲坠，再加之祸福难料“，人的觉醒”便豁然摇曳而出，人们开始挣脱礼教束缚，转而自觉地关注起个体之本身，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令古叹而今震。时势所致，魏晋玄风炽热席卷，一代“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由此发轫，不仅通过诸文学作品展呈以现，亦被六朝的志怪小说折射而显。察之，六朝志怪小说不仅数量丰富、内容奇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且观，就在此些光怪陆离的玄奇故事里，人物的外貌美、人情的真挚美、人性的超越美与世风的玄味美皆于笔端尽露，光芒闪耀，璀璨夺目。由此，魏晋风度芬芳发散，令人一往情深，而沉醉不已。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最常见的题目，但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个题目之下，包含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内容。鲁迅当年十分钟情于六朝文学，但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倒重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史，他把拟写的六朝文学，定名为“酒、药、女、佛”。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他在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主要讲了“酒”与“药”，十分遗憾的是“女”与“佛味曾涉及，否则我们今天将能见到许多深刻的见解。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精…     

中国名士文学论纲

中国的名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古代典籍中,这一称谓层见迭出,含义也纷纭不定。本文特指那些具有名士风度的人。所谓名士风度,正式形成是在魏晋时期,其含义也大致相当于魏晋风流。这种风流的核心是深情、真率,是强烈的叛逆倾向;而外在表现则可用狂、逸、怪、侠四字加以概括:对四平八稳的儒家规范的冲击构成豪宕不羁的     

顾日影而弹琴:嵇康临终奏琴形象与魏晋风度

本文从《世说新语》所载嵇康临刑前奏《广陵散》并人琴俱亡的故事切入,通过对此则材料差异记载的爬梳比勘,指出其流传出于历史文献的主动选择,而这与嵇康临终奏《广陵散》形象负载的丰富文化象征意义相关。琴作为儒家礼乐的最佳代言,能够投射出士人对于传统礼教德操的寄托与追求,然而晋世政治纷纭背景下,嵇康临终奏琴形象既兼具仪式性与文化象征意义,同时亦构成了后人诠释魏晋风度的一个侧面,并在后代文学接受中逐渐定型与升华。清晰地认识这一形象之塑造、意义及影响,对于更好地理解嵇康的思想及为人、更深入地理解嵇康的诗文特色、丰富对于魏晋风度的认识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