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

<正> “扶清灭洋”是义和团提出的主要政治口号。对于这一口号的评析,是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中的焦点之一,也是全面估价义和团历史作用时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对“扶清灭洋”口号作些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一自1898年10月在直、东交界的冠县一带,赵三多、闫书琴领导的义和拳最先提出“助清灭洋”的口号起,山东、直隶各支义和团都陆续出现了同样的情况。1899年10月11日,朱红灯的义和拳队伍在平原杠子李庄战斗中树立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     

义和团战争期间清政府“停还洋款”始末——以东南督抚为线索

义和团战争时期,清廷为筹备军饷,曾谕令各省暂停偿还所分摊的各项“洋款”,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对此坚决反对,最终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停还洋款”风波不仅反映了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政治博弈,也暴露出东南社会经济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性.     

从义和团观 看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义和团是一次民间自发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但是在其之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对于义和团却出现了不同的评价。从民族主义者对于义和团不同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性质、发展的不同观点。     

“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一八九八年七月,四川大足余栋臣再次起义,首树“顺清灭洋”旗帜。同年十月,义和拳在山东高橥“助清灭洋”的旗帜而兴起。这些斗争都是以反对洋教为主要目标的起义,是近代教案的继续与发展。因此,探索“扶清灭洋”思想(或“顺清灭洋”、“助清灭洋”、“保清灭洋”、“辅清灭洋”等)与近代教案的关系,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一“扶清灭洋”,诚然是一八九八年余栋臣起义第一次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它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政治纲领。“扶清”的“清”,是指朝廷、皇帝、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传     

再论“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笔者在《“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①(以下简称《关系》)一文中,曾提出“扶清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农民与官绅联合反对洋教的纽带;参加反对洋教行列中的地主士绅,主要是该阶级中的顽固保守派,等等。文章发表后,听到一些不同看法,但都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讨。为此,不揣冒昧,仍按原来主题,就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和目的,以及“扶清灭洋”思想不能振兴中华等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裨有助于对传教、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和讨论。一、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社稷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为了夺取原料产地和市场,西方列强用大炮作为支柱,以“布道运动”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开拓市场、占领殖民地的争夺。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猎取的重要目标。然而,清王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成为阻挡他们进入中国的最大障碍。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大足余栋臣起义提出的“顺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发端。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在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口号“集中地反映了”起义队伍中封建士大夫的要求,并不代表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目标。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总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分不开。同样,“顺清灭洋”这一口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具有一定的策略意义,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作用)。如果简单地归之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映”,就可能忽略了口号的时代特征及与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联系。本文拟就“顺清灭洋”     

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

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成为历史重构中重要一环.     

义和团的“神秘文化”情境及研究说略

义和团的"神秘文化"事象,既有托神弄鬼、玄虚夸诞的成分,又有被涂饰了"神异"色彩的真实术法,情形颇为复杂.而无论如何,它与本土神秘文化的大环境密切联系,与"洋教"文化则从本根上对立.不应该因其"神秘"性而在研究中忽视、轻视或有意回避,而需要破除相关的认识障蔽,切实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通彻地解析义和团的"神秘文化"情境问题,或是揭破相关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义和团”观——对中国农民认识的一个侧面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复杂的一次事件。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关注点。因而,分析和梳理20世纪前半叶“义和团”观的历史脉络,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义和团武术活动简论——义和团活动研究的一个新视域

一个多世纪前的十九世纪末,正当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时刻,在神州北部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以它独特的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震惊中外,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一曲悲壮颂歌.而以“习拳练艺”为主要特点的义和团习武活动,同样对武术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当时世纪之交中华武术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鲜明坐标.文章就义和团的历史缘起、习武活动的方式与内容及其影响和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晚清“词语-注释”:汉语欧化与知识建构

晚清"新名词"以何种方式被汉语接受成为晚清言说的重要事件.通过分析"词语-注释"的三种类型--词典、栏目集注和单篇夹注,不难发现,"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从现代汉语生长的角度看,一方面完成了"新名词"被汉语接受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也实践着汉语欧化的不懈努力;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也是晚清知识建构的方式和内容.     

《董祖立道根源(支排记)》读解——一部记载清代天地门教组织源流的经卷

<董祖立道根源(支排记)>是我们新近在民间发现的第一部集中讲述清代天地门教组织源流的经卷.该部经卷不仅介绍了天地门教董家林总坛的世袭传承,而且讲述了天地门教"林传八支"、"九股"和"山传三支"的具体情况,对于进一步搞清天地门教的组织源流,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清末“爱国公债”发行探析

在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发行之后,清廷本已衰微的政府债信更加缺失。此后,清廷不再轻言"公债发行"。但辛亥革命爆发导致破落的政府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使清廷无暇顾及所谓的"舆论反对"、"政府债信缺失",再次发行国内公债——"爱国公债"。从理论上讲,"爱国公债"发行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因有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现代信用条件也更为具备。但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债信已经荡然无存,普通商民对此公债几乎没有什么认购。清朝统治结束后,该项公债由袁世凯政府接续办理。     

“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5月29至30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伊犁师范学院协办的"清代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伊宁市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有60多人,其中有30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内容涉及清代新疆政治、经济、民族和民族关系,以及文献资料等各个方面.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探讨,不仅有助于<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而且必将推动边疆史、新疆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是清代的文化盛事 ,而清代又是中国古代方志的鼎盛时期。文章论述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方志纂修的推动作用 ,并阐述了在其影响下 ,清代地方志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清代学田个案研究:广东学田

大量资料表明,传统的关于广东学田数量的记载是错误的。清代广东学田来源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官府拨置和捐献为主。关于学田的经营管理,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定,其管理方式灵活多样。但无论采取那种方式,政府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以确保学田的租税收入。     

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政治史解读

政治史研究应以政治内涵为依据,以往研究对国家治理和政府行政等多有忽略,应该引起特别关注.以此为基点,政治史必须采取大政治史的姿态,才能拓展研究领域,重塑自身在史学研究中的主帅地位.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政治化,体现了政治理念与政府行为的密切互动,为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个案.     

清末澳门"路环血案"始末考述

1910年5月,以路环岛为巢穴的梁义华海盗团伙,掳走广东新宁县十几个学童至岛上勒索.因时值中葡划界谈判破裂,路环岛属争议地区,广东官员在清廷"维持旧状,勿生事端"指示下,不敢作为.学童家长乃于7月转向澳门总督求助,澳督派兵前去路环解救,却因海盗开枪抵抗而致葡兵死伤.澳葡随即派出大批军队、炮艇支援,连日轰炸岛上村落,又火烧村落、山林,使大量无辜村民、渔民遭殃惨死,史称"路环血案".澳葡事后借机扩大在路环岛的殖民侵占,从象征、军事、民政等方面着手实现对全岛的实质管理,形成20世纪葡人管治澳门半岛,以及氹仔、路环两个离岛的局面.     

清代词学批评中的"周柳"合论

清人着眼于周邦彦与柳永均有雅俗二维复合的特质,均通音律、工长调以及在笔法、结构上存在承继关系而将这两位在宋代地位甚为悬殊的词人组合起来进行比较论述。这种合论实质上是清人借二者的某些共同特质来表达自己的词学思想,如对周、柳雅俗风格前后不同的评价反映出的正是清人雅俗观念的变化轨迹。比较合论的批评方法虽能展现周、柳二人的完整风格,但也把词人的非主导风格过于放大,从而影响词人在清代的接受情况。     

《四库全书总目》对本朝诗歌的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对本朝80年间的诗作进行了有所限定的批评。回到清代诗歌创作的历史事实中可以发现,尽管《四库全书总目》所倡导的批评理念是公正的,然而,它对本朝的诗歌批评并没有完全做到开明与通达。它批评本朝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批评标准、批评形态和诗学观,对于建设当代诗学的理论构架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