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

<正> “扶清灭洋”是义和团提出的主要政治口号。对于这一口号的评析,是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中的焦点之一,也是全面估价义和团历史作用时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对“扶清灭洋”口号作些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一自1898年10月在直、东交界的冠县一带,赵三多、闫书琴领导的义和拳最先提出“助清灭洋”的口号起,山东、直隶各支义和团都陆续出现了同样的情况。1899年10月11日,朱红灯的义和拳队伍在平原杠子李庄战斗中树立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     

义和团的两个旗号

震撼中外的义和团运动,高擎着两面旗帜;一面是“神助灭洋”,一面是“扶清灭洋”。然而,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将“扶清灭洋”当作义和团唯一和统一的旗号,“神助灭洋”则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结果,不仅弄得义和团的旗号,不白真相,面目亦非;而且,对于“扶清灭洋”的评价,也众说纷纭,纠缠不清。因此,搞清义和团的旗号(或口号)问题,便显得十分必要。 (一)“神助灭洋”     

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义和团有三大特点 :一是“义和团”的名称 ,二是“兴清灭洋”、“扶清灭洋”一类的口号 ,三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与追求。根据这三个特点出现并泛化的情形 ,可把义和团起源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和完形期。大刀会吃符请神、“刀枪不入” ,在斗争中提出了“兴华灭洋”口号 ,为运动提供了雏形 ;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坚持了“兴清灭洋”的宗旨 ,为运动提供了义和拳、义和团的名号 ;鲁西北金钟罩神拳开展斗争后兼有了三大特点 ,成为义和团的完成形态     

山东历史学会年会讨论义和团运动问题

<正> 山东历史学会1980年年会于9月22日至25日在泰安举行。会议总结了学会一年来的工作,研究了明年的工作安排。会议以义和团的评价问题为中心内容,着重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学术讨论。会议共收到论文55篇,其中关于论述义和团问题的有45篇。会上各抒己见,自由讨论,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有四种意见: (一)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只反帝不反封。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从义和团的口号、揭帖、活动实践以及清朝官僚的奏折等方面进行了论证,认为“扶清灭洋”,就是“扶”清政府,“灭洋”是为了“扶清”,即所谓“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义和团同官兵的一     

“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一八九八年七月,四川大足余栋臣再次起义,首树“顺清灭洋”旗帜。同年十月,义和拳在山东高橥“助清灭洋”的旗帜而兴起。这些斗争都是以反对洋教为主要目标的起义,是近代教案的继续与发展。因此,探索“扶清灭洋”思想(或“顺清灭洋”、“助清灭洋”、“保清灭洋”、“辅清灭洋”等)与近代教案的关系,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一“扶清灭洋”,诚然是一八九八年余栋臣起义第一次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它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政治纲领。“扶清”的“清”,是指朝廷、皇帝、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传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大足余栋臣起义提出的“顺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发端。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在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口号“集中地反映了”起义队伍中封建士大夫的要求,并不代表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目标。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总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分不开。同样,“顺清灭洋”这一口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具有一定的策略意义,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作用)。如果简单地归之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映”,就可能忽略了口号的时代特征及与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联系。本文拟就“顺清灭洋”     

“顺清灭洋”、“灭清剿洋”两个口号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

1898年春夏间,四川大足人民掀起第二次反洋教斗争时,打出“顺清灭洋”的旗帜。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影响邻近数省及四川三十余州县,使中外为之震动。1900年夏,四川二十余州县人民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举起“顺清灭洋”的旗帜,掀起打教堂、逐教士、起“勤王”之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表达了四川人民同全国一致抗击外侮的决心。1901年5月前后,四川东部地区又出现“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并成为1902年全川义和团大发动的战斗纲领。这场斗争,是继北方义和团运动以后,全国规模最大的反清反洋教的武装大起义。     

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质疑——与史国瑞同志商榷

《人文杂志》一九八○年第二期,刊有史国瑞同志的《评义和团“反封建”说》一文(以下简称“史文”),其中提出了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这是关系到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必然要引起读者的注意。但是,倘对文献材料进行一番全面的分析,就不难发现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从引文谈起。 “史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义和团既以‘扶清灭洋’为宗旨,就 必然恃武力反对或镇压其他组织的反清活 动。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九○○年七月中旬, 围攻北京公使馆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形势     

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拙作《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发表之后,似觉言犹未尽。与此同时,史学界提出了引人注目的义和团“奉旨造反”的论点,实际上也涉及到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为此,有必要再就义和团运动高潮间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进行论述。     

再论“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笔者在《“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①(以下简称《关系》)一文中,曾提出“扶清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农民与官绅联合反对洋教的纽带;参加反对洋教行列中的地主士绅,主要是该阶级中的顽固保守派,等等。文章发表后,听到一些不同看法,但都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讨。为此,不揣冒昧,仍按原来主题,就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和目的,以及“扶清灭洋”思想不能振兴中华等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裨有助于对传教、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和讨论。一、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社稷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为了夺取原料产地和市场,西方列强用大炮作为支柱,以“布道运动”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开拓市场、占领殖民地的争夺。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猎取的重要目标。然而,清王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成为阻挡他们进入中国的最大障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