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性向恶论"考辨

荀子的人性论,不是性本恶论,而是性向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向善论正相对应.孟子荀子的人性论都是基于孔子的人性论的展开.而孔子的性相近说强调的是性的非善非恶,性的善恶则是就后天的积习修为上说.孟子荀子的或狂或狷的人格特征制约着向善向恶的人性判断的不同选择.而人性无论向善还是向恶都不妨碍可以通过后天的存养或矫饰使人性得以完善.《荀子·性恶》篇的具体论述表明其所谓性恶是性向恶而非性本恶.荀子的性恶伪善说与韩非自利自为的性本恶论不同,荀子的性向恶论并未得出人性不可改变的消极结论.     

浅析陆象山的人性论

陆象山的人性论源于孟子，但又有“心学”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人性论思想体系。概略地说，一是以“心即理”致思路线构建其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二是以“本心’’论证其人性为善，三是以“物欲，，和“资禀”观论证其具体人性的善恶和差异。     

朱熹解《论语》"吾道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

朱熹解《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以“圣人之心,浑然一理”为一,以“一本万殊”解“一以贯之”,并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联系起来,讲“‘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从而建立了“天地无心之忠恕”“圣人无为之忠恕”“学者著力之忠恕”的理论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阐释《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区别和相互关系。     

告子的“食色性也”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

［摘要］多年来坊间流行把告子的名言“食色性也”说成孟子的话,这一张冠李戴的错误必须认真纠正。与孟子的性善论对立,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其基本观点之一就是“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人性论而言,告子的“性本无善恶”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均于孔子无征。应该恢复中国第一位真正人性论者告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论王安石“善恶由习”人性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容

传统人性论是王安石人性论形成的理论来源。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人性论成果,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给传统人性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孟子的“性善论”与人格修养美学

孟子的人性论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 ,认为人性本善但同时又离不开人自身的修养以保持和发展这种天生的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孟子修养学人性论或人性论的修养学及其修养美学。孟子的这种修养美学表现在人格完善论、养气修性论、充实为美论、政治修养善论和文艺批评论等方面 ,并对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人性论

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李觏的性情论及其与郭店楚简性情论的比较

李觏的儒学思想是以礼为中心，他的人性论或性情论是从属于其礼论的。在李觏24岁时所作的《礼论》中，为了论证乐、刑、政是“礼之三支”，仁、义、智、信是“礼之别名”，他持性三品说的观点，这可以说是其人性论的大致倾向。但李觏的人性论有其理论上的不确定性，甚至有一些前后矛盾。在他30岁以后的思想中，为了论证圣人之道不是“以道强人”，则是“因其有而品节之”，“唯礼为能顺人情”，性善或情善的思想成为其性情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宋学中，李觏的性情论处于新儒学理论建构的初始阶段，这类似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在先秦儒学中的地位。文章将李觏的性情论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作了比较，指出二者在理论上有相似之处，而且都带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     

论"养气"说的形成与发展--以孟子、刘勰为中心

“养气”说是中国古人对学理论的重大贡献。孟子始从哲学角度论后天主体意识修养对人崇高精神境界形成的重要性，此论亦可推及艺术意义；刘勰则直接从艺术意义上论学创作中作家“蓄气”守气”、巧妙用气的重要性，并进而将自己的观点与孟子的观点合而兼论，认为作家能做到气得其养、又善巧用，创作中将会获益无穷。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 ;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 ,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 ,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 ,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对自爱与偏狭的教化：哈奇森道德哲学的概念与体系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领军人物,弗兰西斯·哈奇森坚持了人性善的立场,其道德感学说构成了情感理论的基石,而神正论基调则成为其人性论的背后支撑。对人性善的捍卫,对自爱说的反驳,指向普遍幸福的道德感和法权论令其道德哲学成为功利主义思想的嚆矢。对自爱与偏狭的教化与克服,构成了他启蒙身份的鲜明特征。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简论王夫之的道德教育论和道德修养论

王夫之(1619—1692年)的道德教育论和道德修养论,是建立在他的人性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理势相成”的社会历史观是王夫子整个伦理学说的出发点,那么人性论则是王夫之整个伦理学说的理论基石,也是他从“天道”过渡到“人道”,从道德论过渡到道德教育论和道德修养论的桥梁。     

荀子人性论的实质及其意义

性恶论是荀子人性论的主要主张,而善伪论则是荀子人性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强调的是人的社会人为作用,是其人性论的精髓。化性起伪学说突出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在人性形成转化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文化意义。     

杨万里的人性论

杨万里及其人性论在南宋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详细论析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的源流,坚决支持性善论,详细提出了人性修养的方法是：第一,读书明理;第二,不断检讨改造完善自己;第三,持志养气。他的人性论是对孟子以来性善论的继承,同时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