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转型:文献学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主要是在学术方法上的,今文官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口耳相传的师说系统,但今文经在文本上多残缺,要对六艺有切实理解,最终必求之于文献的把握。所以刘歆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在解经立足点上,从师说转到了文献上来,从而引起了今古文的对立。在两汉今古文经学问题上,当时双方都不讨论文献真伪问题,而是学术立场,即对于文献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经学是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不是两条线的对立。并由此可见后世所谓刘歆造伪及今古文对立的一些特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最终以本经连同解经体系成为<诗经>领域里的绝对胜利者.统治阶层对包括<毛诗>在内的古文经学的扶持和倡导,以及自大毛公而下陈侠、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特别是郑玄对建构和完善<毛诗>学术体系的努力,使<毛诗>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直至完全替代三家<诗>,毛<传>郑<笺>遂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世唯一完整的经典.     

解释学与“古今之争”

古今之争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是一场持续的运动。它由最初的孰优孰劣的问题转化为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促进了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以及历史主义、历史哲学和辩证法的发展,由此对解释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解释学的发展可以说伴随着古今之争,其研究内容受到它的规定,从中引发出来的问题及其意义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深远的。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之争对今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古文之争之前的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学逐渐盛行;重在阐释经文的义理,有随意发挥的意味;重在通经致用,多与现实相联系而不重视史实的考证.今古文之争使今文经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说经章句由繁琐向着简略回归,由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视史实转变,在古文经学条例化的影响下今文经学也逐渐条例化.     

论辛亥革命的现代化意义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探索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高峰,其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胜利带来了社会新气象,孙中山的社会现代化蓝图至今仍具积极意义;其最终失败则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开辟了救亡新思路,为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了铺垫。     

作为政治的解释学与当代解释学之争

＂作者死了＂和＂抬头阅读＂等的提出标志着当代解释学对读者至上观念的强调已经达到极致。从城邦与哲学永恒冲突的观念出发,施特劳斯提出了＂隶属性＂的贴近阅读原则,试图达到像古典哲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这有力对抗了当代解释学对读者＂生产性＂功能的过度强调,使＂如何理解过去的文本＂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文本并非如当代解释学所认为的只有一种意义,而是同时包含字面意义和隐微寓意两种意义。为了保护哲人免遭迫害、为了保护政治责任和道德基础不被颠覆,过往的伟大哲人往往采取隐微的写作技艺,即向多数俗众传播无害的正统说辞,向少数智慧读者教诲无畏的真理言辞。因此,一部外传作品在施特劳斯那里绝非独立的审美对象,而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研究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和双重教诲学说,对勘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诸家的理论歧见,对于推进解释学基本问题的深度思考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论两汉的“公田”

两汉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或以为是土地私有制,或以为是土地国有制,或以为是土地私有制和国有制并存。两汉土地所有制性质问题,随着对两汉社会性质的看法不同而分歧。或以为是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或以为是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我认为经过战国秦汉,土地国有制是瓦解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已基本确立。但是两汉时期封建政府仍控制着相当数量的国有土地,这种国有土地包括可耕地,封建帝王游乐、狩猎、牧养的苑囿(苑囿里也有可耕地)和资源丰富的山林川泽。本文着重探讨国有土地中的可耕地问题。     

论刑事和解的限度——兼释新刑诉法中的“和解条款”

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意味着刑事处分权国家垄断模式的瓦解。但刑事和解须受罪刑法定、罪行相适应等原则之严格拘束,其适用范围、条件等亦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因此,为确保刑事和解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法中的"和解条款"当遵循从严解释之原则。     

利益分化时代我国的政治稳定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探讨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内在逻辑联系,提出我国转型期新型政治稳定观应有的内在规定性,即动态性、有序性和发展性。     

朝鲜高丽朝祀孔制研究

朝鲜高丽朝（918—1392）是朝鲜半岛第二个统一王朝,其在儒学与礼治政治思想不断发展深化的背景下,移植中国制度实行了祭孔释奠礼,此为朝鲜半岛祀孔之始。高丽朝祀孔制影响了朝鲜半岛教育观念与形制的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儒家化转型。     

游学与汉末政治

古代士人素有游学之传统,东汉时游学尤盛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东汉游学形成了"处士山积,学者川流"的盛况。其政治色彩表现为两端:一是游学成为干谒手段,游学重在(交)游不在(求)学,士人为能出人头地,多以游学的名义结交名士、朝臣,以邀名利,此乃东汉中后期仕路日益滞塞和士人心态急功近利、日趋浮躁所致;二是游学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及党同伐异式的结党之风,一方面是以游学的太学生为主体、以批评朝政为中心内容的处士横议,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越来越带有政治结党性质,隐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汉末的党锢之祸遂不可避免。     

对兴的误解与遗忘:汉儒的诗学理论与汉诗

历来论比兴有两种观点,一为比兴合论,另外一种则是把比兴分开。兴不同于比。由于兴的存在,使意象获得了独立性,也就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而汉儒的诗学理论由于其政教中心的性质,把兴等同于比,取消了兴的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了汉诗的独特面貌。     

汉代画像石研究综述

汉代画像石的最早研究是对汉画像石的收集和著录 ,随着汉代画像石墓的大量发掘 ,画像石的数量日益增多 ,研究汉代画像石的高水平论著不断面世 ,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映了汉代人的鬼神信仰和理想追求 ,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诸方面提供了丰富而又重要的实物资料 ,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漏     

试论金初宰相韩企先与隐者政治

为了深入认识金朝政治的特殊性，以由辽仕金的韩企先为研究对象．研究他在金初政坛被信任、重用．为相几二十年的政治作为与历史背景。把他在政坛上的成功概言为“隐者政治”。他的隐者政治是金初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夹缝中的产物，属于个人，也属于金朝社会，其影响深远。     

伦理制衡与西汉政治——以汉武帝时代为中心

汉武帝时代是伦理政治格局形成时期 ,也是朝廷内外事功纷扰的年代。从汉武帝时边疆战争、敛财政策等事功举措及儒臣群体的规谏批评之史实入手 ,分析了伦理标榜下的事功政治与儒家伦理制衡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循此深入揭示了西汉中叶伦理政治模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本质     

《陌上桑》与汉代政治

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论者一般认为,其主旨是描写一个采桑女子对太守调戏的嘲讽,歌颂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精神云云。但透过该诗,结合当时社会现状等方面情况看,其实这首诗只是反映了汉代地方政治之一般特色。它虽是一首民间歌谣,其所反映的内容却与汉末政治社会之情况暗合。由此可以看出,它绝不是普通老百姓唱的,也不是歌颂劳动人民坚贞不屈、批判统治阶级荒淫无道,它只是熟悉汉代政治的地方大姓人家子女之间互相谐谑嬉笑的欢唱。     

略论汉代政治对《左传》学废兴之影响

《左传》于西汉初年流传较广,但自汉武帝推崇儒学后,作为儒学一支的《左传》影响反而逐渐式微,汉哀帝时刘歆始为《左传》争立,但却招致今文经师的攻击,其后今古文学者之间展开了四次大的论争,《左传》虽于平帝与光武时两度得立学官,但旋立复废,终两汉之世未能在官方殿堂占据一席之位,究其实,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需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特点。儒家的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对鬼神的迷信和孝观念的盛行使两汉兴起了厚葬之风。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封建的家族墓地。对祖先的祭祀在民间盛行 ,并出现了祭祀的场所———祠堂。     

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汉代社会一个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讲,"天人理论"在汉代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伦理、政治斗争和"神道设教"。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天人理论"的运用之外,汉代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对"天人理论"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性,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构成了后世民间天人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