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祀主考辨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的祀主或者说东皇太一的原型,自汉代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不完全统计,有近40种观点.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综合考察,“东皇太一”中的“东皇”与“太一”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的.“东皇太一”的“东皇”即东方上帝,具体指的就是楚人信奉与崇拜的天帝颛项.楚人祭祀颛顼在东郊,故日东皇.颛项是楚人至高无上的天神、上帝,其象征为北极星(北辰星).由于位居北方,北方在五行思想中属水,所以颛项也是水神.作为天神的“太一”则既是北极星神,又是水神,所以“太一”既“藏于水”,又“生水”.正因为“东皇”颛项和天神“太一”都既是北极星神,又是水神,所以楚人组合了一个叠床架屋的天帝名称,叫做“东皇太一”.由此亦可判定,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是祭祀楚人天帝颛顼高阳氏的祭歌.     

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比较研究

先秦时期,以苗族先民为主体的楚人极为重视服饰之美,其服装丰富多彩,美妙绝伦,“楚冠”素为世人所重,独具特色,被称为“南冠”。《国语·鲁语下》说:“楚公子甚美”。韦昭注:“美,谓服饰之盛也”。《战国策·秦策五》姚宏释楚服为“盛服”。《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杜预注说:“南冠,楚冠”。二者异称同指。同时,楚人服饰在形体制式上亦别具风格。据《战国策·秦策五》所载,在汉阳人     

从蔡、郑“惧楚”看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

历来认为,春秋时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始于《左传》庄公六年所记“楚文王伐申”。但在《春秋》、《左传》中楚国还未出场的时候,《左传》桓公二年却有这样一条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此事来得极为突兀,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不解。 按桓公二年为郑庄公三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七一○年。从《史记·楚世家》所记来看,截至此年,楚国基本上是僻在汉水以西、以南的荆山一隅,楚势尚未超出汉东、汉北,更无楚军涉足中土的事实。楚人凭什么构成了对蔡、郑的威胁呢?而且,郑庄公     

“离骚”就是“劳商”吗?——关于《离骚》的题解

游国恩先生在他所著的《楚辞论文集》里,提出“离骚”就是“劳商”,是楚国故有的歌曲名。近年出版的《离骚纂义》又进一步阐明这一看法。他说:“劳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耳。盖《楚辞》篇名,多以古乐歌为之,如《九歌》《九辩》之类。则《离骚》或亦楚人固有乐曲,如郢中之有《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后世乐府之有《齐讴》《吴趋》之类。作《大招》者去屈子之世渐远,声音渐变,王逸不知《劳商》即《离骚》,亦即楚之古曲,故以为别一曲名,其实一也。     

“三分蠢气”─—评《曾国藩诗文系年》

“三分蠢气”─—评《曾国藩诗文系年》邱瑞中几年前，我读《郭嵩焘日记》，见其中有一段议论，印象很深。大意是：人问近日楚才之盛，天下无能及者，其因何在？答曰：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愚不可及。彼人又曰：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癫”、“画迂”、...     

《怀古堂诗选》考

(一) 1982年,苏州大学图书馆从常熟市文物商店购得《怀古堂诗选》手钞本一册;分二卷,为清初遗民画家杨补所著。《诗选》前有钱谦益、金俊明所撰序文各一篇,徐枋撰《杨隐君传》《隐君杨日补先生六十寿序》各一篇,陈继儒、董其昌、钱谦益题《杨无补先生象赞》四首,《诗选》后附杨补所撰《游黄山记》一文。钞本序文首页下题“己未冬昆山王德森写并校”,并钤有“铎斋”“许玉成印”“昆山王德森藏”三枚朱印。卷末钤有“昆山     

冯梦龙的《三教偶拈》

冯梦龙除编辑创作了《三言》外,还编辑创作了另一部为世罕见的小说集——《三教偶拈》。《三教偶拈》合三种小说而成:《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和《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三教偶拈》原本在中国大陆早已亡佚,很少有人见到。原本现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纪堂文库。原书中《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的“旌”误刻为“旗”字。对《三教偶拈》,前人很少著录研究。对《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却早有著录,董康在《书舶庸谭》卷一著为:“王阳明出身靖乱录,三卷,墨憨斋”;1932年,容肇     

试论《诗经》宗教文化的族群特色

本文首先通过《周颂》、《大雅》相关诗篇,发现周人以德为人神感应介质,其宗教文化呈现出清穆的特色;并推论其原因可能与“农业生产方式”、“殷鉴不远”有关。然后本文通过《商颂》发现宋人以欲为人神感应介质,其宗教文化呈现出迷狂的特色;并推测这也许是殷人宗教蒙昧风习影响宋人所致。最后本文初步认定《周南·汉广》可能是楚人招请汉水女神的祭歌,接着通过该诗并结合《九歌》去剖析楚人在宗教活动中、以情为人神感应介质而呈现出的奇诡特色,并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土著原始宗教文化的影响。     

庄周宋人考辨

司马迁《史记·庄周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刘向《别录》确指:“宋之蒙人也,”开庄周“宋人说”;后出庄周“楚人”、“魏人”、“鲁人”诸说,纷扰至今。对此,实有考辨之必要。 一、宋人确证 刘向距庄周,时不为远,向校书秘阁,所阅史料,后多亡佚,其“宋人说”,定有征可信,今《庄子》所记庄周行踪,可以为证。《列御寇》云:     

“何以……为?”别解

《山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1期许进先生《疑问句句尾“为”的词性》(以下简称《疑》)把关于“何以……为?”句尾的“为”的词性的意见归纳为三种:1.语气词,此说见于杨树达《词诠》、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杨伯峻《古汉语虚词》、王力《古代汉语》(1962年版)等等;2.介词(介字)、语气词(作为“哉”字     

鲁迅在复旦演讲的题目辨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鲁迅先生曾来复旦发表演讲。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有所记载:“午蔡毓骢、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翻八一年新版本《鲁迅全集》十四卷《日记》注释,见:“往复旦大学演讲,讲关于革命文学问题,讲稿佚。”(P.681)在第四卷《三闲集·序言》里又有一条有关此事的注释。鲁迅先生“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P.6)马蹄疾先生在他的《鲁迅演讲考》一书中还更进一步地说:“萧立在《鲁迅之所谓‘革命文学’》     

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的比较研究

<正> 先秦时期,楚人极为重视服饰之美.其服装丰富多彩,美妙绝伦;“楚冠”素为世人所重,独具特色,被称为“南冠”.《国语·鲁语下》说:“楚公子甚美”.韦昭注:“美,谓服饰之盛也”.《战国策·秦策五》姚宏释楚服为“盛服”.《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杜预注说:“南冠、楚冠”,二者异称同指.     

颜真卿《竹山潘氏堂连句》真的是伪迹吗?——与朱关田先生商榷

本文从三方面对朱关田先生《颜真卿〈竹山潘氏堂连句〉考辩》一文提出了商榷。作者认为,朱先生对《竹山潘氏堂连句》的书趣分析缺少依据;对“茗”、“墅”、“器”三字不舍《说文》的分析也明显有误;同时指出“颉行“并非“喜胡顽”之误。从而得出了《竹山潘氏堂连句》为伪迹有唐突之嫌的结论。     

《高唐》《神女》的宗教分析与楚史研究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左史倚相“能读《王坟》《五典》《八索》《九丘》”。我看这些坟典索丘,大概就是为楚人所热衷传习的神话化的历史,或者说是为他们所备加珍惜的历史化的神话,所以倚相“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恫于楚国。可惜它们都亡佚不传了。但《离骚》《天问》还在,《九歌》《招魂》还在,《高唐》《神女》还在,《山海经》《淮南子》还在,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楚人生活的依稀仿     

也谈《水浒传》成书时间之内证——与张培锋先生商榷

在对张培锋先生《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的详细探求后,可以发现张文反驳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其所举事例和证据有明显错误。关于“土兵”、“白银”、“腰刀”和“子母炮”等,正如石先生所考证,可以作为《水浒传》成书于明朝嘉靖初年的内证。     

南方民族虎图腾遗俗浅说

<正> 我国南方多丛山峻岭、草木丛生,为众多猛兽出没之地.人们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尊虎为祖,以求其保护.南方诸族盛行虎图腾崇拜,自古而然.分述如下:一、楚人以虎为氏楚人的一支以虎为图腾,是有史可征的.据《左传·宣公三年》载:“初,若敖娶于(云阝),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云阝).淫于(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云阝)子田,见之,惧     

曹靖华与《铁流》

《铁流》汉译本,出自曹靖华先生的手笔。他是我国最早由俄文直接翻译俄苏文学的“拓荒者”和“为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之一。他是传播俄苏革命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挚友、辛勤笔耕一生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他的译作《铁流》在我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铁流》是名著、名译。我们所见到的三种译本都是曹靖华先生翻译的。《铁流》的第一个译本是1931年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重校于1971年(1973年出版)。这样一本经过同一译者多次修改、校订,而且从初译到最后一次重校历时四十年的译者是难得的,便于我们对三     

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

关于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论者有二说。朱安(氵侃)《李空同先生年表》:“(嘉靖)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三岁,……以所作古今诗刊而传之,命为“弘德集”,公自为序,述曹县王叔武之论甚详”,谓嘉靖三年。陈建华先生根据《弘德集》所收《嘉靖元年歌二首》并以其他两组诗的排列顺序作旁证,推定为嘉靖元年。     

赵贞吉生年考及官职考——《明史》辨误两则

明人赵贞吉的卒年在《明史》中记载为“万历十年”,陈支平先生的《赵贞吉卒年考——明史正误一则》已证此说有误,本文增加史料进一步证明,并由此推之赵贞吉的生年应该是明武宗正德三年（即1508年）;《明史》记载赵贞吉隆庆元年任“礼部左侍郎”,而经多方考证,隆庆初（即1567年）赵贞吉应任“吏部左侍郎”。     

王国维诗学著述系年

【说明】一、这份“系年”主要依据《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王国华、赵万里编,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国维全集·书信》(吴泽主编,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国维《人间词甲稿》1906年原刊影印件、《人间词乙稿》1907年原刊复印件、王国维《人间词》1909年手抄稿、王国维《人间词话》原稿复印件、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载1928年4月清华学校研究院编辑的《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即《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王乃誉《日记》手稿、王高明等编《王忠悫公哀挽录》(1927年7月出版),并参稽王德毅《王国维年谱》、甘孺《永丰乡人行年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