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丘俭伐辽东还军之地考辨

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毋丘俭伐公孙渊,为渊所败,引军退还。关于他回军最后到达的地点,《通鉴》卷七三魏明帝景初元年秋七月条记云: 以荆州刺史毋丘俭为幽州刺史,(中略)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徵渊。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     

《通鉴》记莫折天生二次下陇事考辨

《通鉴》卷151《梁纪》大通元年(即北魏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正月记事云: 萧宝夤出兵累年,将士疲弊,秦贼击之,宝夤大败于泾州,收散兵万余人,屯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应之。豳州刺史毕祖晖战没,行台辛琛弃城走。北海王颢军亦败。贼帅胡引祖据北华州叱干骐麟据豳州以应天生,关中大扰。雍州刺史杨椿募兵得七千余人,帅以拒守。诏加椿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北地功曹毛鸿宾引贼抄掠渭     

《通鉴》记莫折天生二次下陇事考辨

《通鉴》卷151《梁纪》大通元年(即北魏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正月记事云: 萧宝夤出兵累年,将士疲弊,秦贼击之,宝夤大败于泾州,收散兵万余人,屯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应之。豳州刺史毕祖晖战没,行台辛琛弃城走。北海王颢军亦败。贼帅胡引祖据北华州叱干骐麟据豳州以应天生,关中大扰。雍州刺史杨椿募兵得七千余人,帅以拒守。诏加椿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北地功曹毛鸿宾引贼抄掠渭     

《新唐书·地理志》考异

《总序》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按:《隋书·地理志》雍、梁等九州户总计为九百万二千六百四十七,与此相较,尚赢九万五千一百一,两数不侔,其各州数字,必有舛误。太宗元年,始命并省。按:《唐会要》七0,事在贞观元年三月十日。《通鉴》卷一九二作二月,《玉海》卷十八引《太宗实录》作二月丁巳,异。     

西晋刘弘行年谱略

刘弘，《晋书》本传戴：“字和季，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人也．祖馥，魏扬州刺史．父靖，镇北将军．”而《三国志·刘馥传》曰：“刘弘，熙之弟也．”其注引《晋阳秋》云刘弘字叔和．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弘生，本传云“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而《武帝纪》则说，太熙元年夏四月己西，“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依年号推算，当为魏明帝青龙四年武帝生，故知弘生于公元236年．然中华书局香港所刊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练表》主弘生于蜀汉后主延熙元年（238），不知何据，姑备此说，秦始初（265年后），弘以旧恩起家太子…     

清编《全唐文》作者小传补正二则

(1) 该书卷一三四第一三五六页(中华书局版)“房彦藻”条云:“彦藻事李密,为右长史,后从密归唐。”今按:《通鉴》卷一八五第五七七四页(中华书局版)载,武德元年二月,“李密遣房彦藻、郑颋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彦藻还,至卫州,贼帅还王德仁邀杀之。”然两《唐书·高祖本纪》、《通鉴》卷一八六第五八一六页俱载,武德元年十月,李密率众降唐。此时,房彦藻已亡八个月,岂有“随李密归唐”之理;故,上引史书均未言及此事。清编《全唐文》的编纂者,未细检史料,铸成大错,须当厘正:房彦藻死于李密归唐之前。     

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

一皮日休是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同情人民疾苦,弹劾时政腐败,他又曾参加过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近来国内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已经提出他的重要性,但论述还简略,我愿意更进一步,对于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试加探索与说明。关于皮日休的事迹,我们今日所能考知者并不很多。新旧两唐书都未给皮日休立传,仅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记巢入长安,即帝位,以皮日休为翰林学士,通鉴唐纪七十僖宗广明元年亦记此事。此外,在正史与通鉴中,即无任何关于皮日休的记载。皮日休所著文薮十卷,其     

《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传》校议

二十六年,进号平西将军,让不拜。(《南平穆王铄》1856页) 校议:《文帝纪》:“二十七年……二月辛丑,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进号平西将军。”与此作“二十六年”有异。今考《传》于此后续云:“索虏大帅拓跋焘南侵陈、颖,遂围汝南悬瓠城,行汝南太守陈宪保城自固,……相距四十余日,铄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与宁朔将军臧质救之,虏烧攻具走。”据本书《文帝纪》、《刘康祖传》、《臧质传》、《索虏传》,事亦在元嘉二十七年,《通鉴》卷125、《建康实录》卷12记     

辽代宁江州考

辽代宁江州在军事上归东北统军司,行政上归东京道管辖,是辽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年)建置的.宁江州初为防御,后升观察,辽代混同军驻在这里.辽末天祚帝得知女真人要在涞流水(今拉林河)聚众起义的消息时,急忙派军增援宁江州镇压起义.可知宁江州是辽代控制东北女真各部的军事重镇.《契丹国志》卷十,天祚帝纪,天庆四年     

《初学记》引《论衡》考略

《初学记》是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命徐坚、张说等人编撰的一部较为精审的类书,从《初学记》所引《论衡》篇目和文句入手,发现《初学记》中既有明言引自《论衡》,而不见于现存《论衡》者;也有抄录《论衡》段落或者文句而又有所省简者;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异文。通过对《初学记》所引《论衡》进行考略,既校勘考证了《论衡》,又从中搜集了《论衡》的佚文。     

《唐文拾遗》所辑襄王重茂二文皆误

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二第10494页收襄王重茂《太平公主依旧置府敕》、《行乡饮酒礼敕》二文,细审之,均有误。陆氏称:《太平公主依旧置府敕》系据《唐会要》卷六辑补。余检该书载此文之前,明署作时为“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敕”。又《通典》卷三十一亦录此文,订为其年六月敕。再检《旧书·睿宗本纪》、《通鉴》卷二○九,可知唐隆元年六月甲辰(二十四日)重茂禅位,睿宗登基。此文既为“二     

韩愈先世徙居轨迹考索

后让冀州牧于袁绍 ,被袁绍迫害自杀 ,子孙遂居冀州 (见《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及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是冀州灌津韩氏由东汉末颍川韩氏避乱往依冀州牧韩馥及韩馥子孙而来。《周书·韩褒传》载韩褒卒 ,“子继伯嗣” ;《北史·韩褒传》载“子继伯嗣 ,仕隋位终卫尉少卿” 。《金石萃编》卷五十载唐于志宁《韩仲良碑》石本 :“曾祖口 (演 ) ,魏征虏将军、恒州刺史……祖褒 ,魏侍中 ,周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 ,原、凉二州总管 ,口口少保 ,口口 (三水 )贞公……父绍 ,周昌乐郡守 ,隋仪同三司、骠骑将军、卫尉少卿、金崖县开国公。” …     

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

近年某些有关辽史的专著和辞书,如《辽史稿》、《辽史简编》、《契丹政治史稿》、《中国通史》第六册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等无不把契丹改称大辽的时间定在大同元年(947).然而这种众口一词的观点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至于改称大辽的原因,更无人涉及.现就这两个问题,略陈管见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诗篇遗爱留吴中——白居易与苏州

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他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五月接任苏州刺史,第二年九月因病罢官,在任约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并不太长。然而,他对苏州和苏州人民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他在《吴郡诗石记》中追叙,他在少年时期,曾随家人避难往来于吴越之间,就热爱江南一带的民风习俗,并说:“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十余年后,他分司东都,身居洛阳。唐文宗开成元年(836)二月,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落成,苏州一些僧徒曾到洛阳,请他为记,白居易欣然应命。不久,他又把自己的文集送存苏州南禅院,这部文集最为完整,计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     

《吴郡志》订误三则

1 《吴郡志》卷十一《牧守》:“范传正,字西老,为苏州刺史,有殊政,进拜宣歙观察使。在刘禹锡后。”按:《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七年八月甲辰,宣歙观察使房式卒。丙午,以苏州刺史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六月(按当大和五年),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据卞孝萱先生《刘禹锡年谱》考证,刘禹锡为苏州刺史在大和五年十月,大和六年二月抵任。则刘禹锡为苏州刺史在范传正罢苏州刺史任后二十年。     

《通鉴大辞典》自序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音注》和《通鉴胡注表微》,是“通鉴学”的三大碑石,为治史者必读之书,亦为从政治民者的良师益友。《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是我国乃至世界的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的编年通史,共二百九十四卷,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举凡政治、经济、军事、礼节、刑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地理、官制、天文、历法等,无不涉及;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     

魏晋的清谈任达与九品中正制

一、清谈与九品中正在选举上的血缘关系起于东汉末年的清谈,是品人物、办乡举的清议,自始就跟选举制度分不开。《魏志》卷七注引《九州春秋》云:“初平中,焦和为青州刺史。黄巾寇暴……和不能御……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魏志》卷一注引张璠《汉记》载郑泰说卓云:“孔公绪能清言高论,嘘枯吹生。”这是清谈起于东汉末年的证据。《后汉书·史弼传》注引《先贤行状》:“清论所加,必为成器;丑议所指, 没齿无怨。”《魏志》卷十一注引《邴原别传》:“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玄)之学。”     

《宋书》标点拾误

中华书局出版的王仲荦先生点校《宋书》,审慎精密,足为原书增色,然千虑一失,疏忽之处,亦偶有所见。今就标点之有疑问者,贡献数条,以供再版时参考。一、《宋书、明帝纪》(泰始五年)八月己丑,以右将军行豫州刺史刘勔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165页)按:“右将军行豫州刺史”乃二职,即右将军与行豫州刺史(代理豫州刺史),六朝时“兼”、“行”有代理义,刘勔原因资望不及而行豫州刺史,时积年资而为刺史也。(参见拙作《试论“兼”、“行”的代理义》,载《中华文史论丛》84年1辑)今标点既于“平西将军”后作顿号,则“右将军”后亦应以顿号隔。     

从宋朝集权政治看厢军制度的形成背景——宋代冗兵成因研究之二

(一)厢军制度形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以禁、厢两军为基本构成的宋朝军制中,占兵员总额将近一半的厢军只是一支役作部队,类似于今天的工程兵性质。厢军之不预战事而专供役作,这是宋朝兵制的一大特点。《玉海》卷319引《神宗史志》说:“材不中禁卫,而力足以充役,为厢军。”可以视为厢军的扼要定义。宋人叶适说:“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水心别集》卷12《厢禁军弓手土兵》)章如愚说:“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1)马端临说,“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文献通考·职役一》)在将厢军定义为     

《春秋》释名

《春秋》作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昔贤之论已洋洋可观了。然于《春秋》之名义,或可商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盖以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稍近情理,故今人几乎尽宗杜说。另外,《公羊传》隐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言孔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名《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显系向壁臆说,不需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