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河北、湖南、广西三省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湖南、广西三省1022户农户调研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农户出发,运用OLS模型与T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促进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受访者年龄、家庭资产、家庭收入、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为此,提出要积极推动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持续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进一步发展等建议,以期促使农户合理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来提升家庭消费。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CFPS2016数据,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消费不平等总体上较为严重,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内消费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消费不平等,且人力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减弱,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呈“驼峰状”,组织型社会资本则仅对抚养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存在影响;考虑不同消费结构之后,同对照组相比,抚养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低,而起步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高,且家庭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在农户发展型消费不平等中产生的作用最明显;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来降低消费不平等,组织型和亲缘型社会资本禀赋则通过缓解农户融资约束和提高家庭收入地位来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构建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关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农户家庭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养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养老对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影响要大于东部及西部地区;家庭养老对衣着、居住、生活用品、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支出有负向影响,对食品、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消费支出类别影响大,而对东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小。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扩大农村家庭消费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村家庭消费也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家庭消费,需要控制家庭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农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有多层结构的特征.利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家庭和社区数据,运用多层模型实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状况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而异;农村交通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燃料基础设施和村公共财政支出在随机截距模型中对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但在随机系数模型不显著.     

山西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实证分析研究方法,运用1993-2001年山西"十村千户"固定跟踪观察资料,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对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诸多影响农户生产性投资的因素中,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和农户的收入水平是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农户的人均借款金额、家庭主要劳动力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农户年初人均储蓄额、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以及农户的生活区位等对农户投资也有影响.政府应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信贷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以改进,从而激励农户生产投资的积极性,提高其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户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683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重庆市8个区的683个农户样本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农户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年龄、家庭规模、受教育年限等，其中年龄是影响农户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最重要因素，家庭规模次之，受教育年限第三。受教育年限与农...     

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的微观分析

本文以生命周期假说的扩展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利用农户调研的微观数据,检验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型养老保险农户家庭消费更多,农户家庭规模显著影响消费支出,但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偏低.要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以增强农村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

土地征收势必会导致农户生活消费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是土地被征农户维持并改善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基于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研究显示：土地征收显著提升了农户生活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且农户户主特征、健康与保障状况也对生活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土地征收使得农民家庭的生活消费上升幅度为19.0%～22.2%;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分别提高了9.6%～15.5%和20.6%～20.9%;并且,东部地区农户相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更高、教育和健康投资力度更大。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土地征收制度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家庭差异,进一步引导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帮助不同地区农户实现生活平稳过渡,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异质性影响研究

采用CFPS2012年7000农户数据,利用OLS和Quantile回归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家庭消费存在异质性影响,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是互补条件,两者要同步推进才能促进农户消费。同时,土地流转水平和土地流转费用对农户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土地流转对消费水平更高农户的影响更大,如果家庭成员有非农户口,将能显著提高低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农户人均收入越高、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私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越高、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状况越好,农户消费水平越高     

贫困的新趋势：消费性贫困——以鄂东打工村庄的消费竞争状况为例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明确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过度的仪式性消费支出成为影响农民家庭贫困的新因素,体现在生存消费的品牌化、婚丧仪式浪费的刚性化、炫耀性消费的竞争化。不理性的消费竞争扭曲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导致家庭积累不足、代际支持缺乏,造成家庭再生产的低度循环和内在冲突,发展潜力有限,“消费性贫困”生成。消费性贫困是消费行为的城乡联动机制和村庄经济文化状况叠加作用的产物。城镇消费行为对农村的示范效应,改变了农民的审美趣味,抬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绝对成本,村庄内部的支出竞争无序化提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相对成本。因此,扶贫不仅要在增收上做文章,还要在减支上花工夫。改变扶贫思路,倡导文化扶贫,促进消费脱贫,实现扶贫的精准性。     

湖北农户收入与消费结构分析

对农户收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农户收入水平及其差异的统计描述，通过对农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农户收入与家庭消费状况。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一组调查数据，考察不同条件下农户的收入水平以及各收入来源的差异状况，同时考察农户家庭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以对样本农户的收入与消费提供一个基本描述。本文分析的样本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局１９９８年农户抽样调查（以下称湖北数据）。 一、按农户收入五分位分 组的分析 １、对衣户收入的分析。按照一定的标准将样本农户收入分为不同等份，以考察不同等份样…     

互联网、人力资本与农村家庭消费

利用2016年CFPS调查数据,分析互联网、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考虑内生性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人力资本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互联网使用用户可能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增加消费支出.为此,提出以下建...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分析:基于吉林省农村的调查研究

对吉林省农村消费行为进行的研究发现:农地经营和外出务工是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低收入是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流动性约束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增加了预防性储蓄倾向;人情往来消费超出了部分农户的承受能力;孩子成为家庭的消费重心;赌博成为冬闲期的主要娱乐项目;需求偏好具有质优价廉的特征;邻里间的口碑传播成为消费的主要依据。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在农地流转、社会保障和消费观念等方面对农村消费给予支持和引导。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廉价的高品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中的家庭禀赋与接近效应

基于CGSS 2015中的全国农户生活能源使用状况数据,本文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清洁能源的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高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户使用“高品位”的清洁能源,但其实际的能源支出却低于使用传统能源的其他农户,出现品位与成本倒挂的现象;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务农而言,外出务工对农户清洁能源的耗能量和占比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农户与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与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正相关;人力资本要素中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总能源消费成本的比率越低,经济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有正向影响,农户在清洁能源的获得较容易时则会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额度,并提升其消费比例。     

政府在农户消费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

农户消费,特别是生活消费是映照农民生活水平的一面镜子。深入分析影响农户消费的诸方面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提高农户消费水平和消费效率,引导农户理性消费,进而改善农户生活水平意义重大。一、农户消费的影响因素(一)收入是制约农户消费的最直接最主要因     

农户消费行为与家庭医疗保障

文章以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资料为基础 ,以农户家庭医疗服务消费为核心 ,重点对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户家庭医疗服务消费行为的变化及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间农户医疗服务消费行为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发现 :随着时间变化 ,农户经济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均呈“S”型 ,这表明农户的消费行为决策是以收入为基础的。在农户消费倾向呈现一种不断下降趋势情况下 ,家庭医疗服务消费倾向却相反呈现一种直线型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医疗保障已成为农户消费决策所必需考虑的重要问题。事实上 ,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拉动内需的关键就在解决包括农村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问题 ,而不是动用利率杠杆 ,降低银行储蓄利率等     

陕西省农户金融抑制与福利损失——基于2007-2012年6000户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Biprobit模型和含有哑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采用2007—2012年陕西省600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估计了农户的金融抑制程度及其导致的福利损失。结果发现,62.6%的农户受到了金融抑制,受到完全抑制和部分抑制的农户分别为43.3%和19.3%;金融抑制使得农户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减少13.0%和19.3%,而完全抑制使农户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减少15.9%和21.1%。     

新时期农户“半工半农”二元收入结构的固化

随着中国农村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推进，农户现金需求的压力不断上升，农户消费呈现出实物需求、现金需求的二元倾向，农户的二元需求推动农户劳动呈现出“半工半农”的二元结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粮食价格的低迷使农户单纯依靠农业劳动无法满足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农业劳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实物需求，非农业劳动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现金需求。这样，在劳动与消费二元化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农民的福利，必须要长期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变；改善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环境；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     

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

在对武汉市新洲区农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的总体评价以及城市对农户的吸引力等都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个体属性对农户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与农户回流意愿有较强的负相关性，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影响不明显。农户对农村总体评价深刻影响农户回流意愿，城市吸引力对农户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回流现象，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回流农户原地创业，通过农户回流意愿的分析，发现农村工作的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建设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