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社区建设——汶川震后重建的社会工作视角

地震灾难不仅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凸显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地震灾难对人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对人自身各种关系的影响,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影响,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重构和重建人的社会关系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安置社区和安置社区建设范畴能够满足这种灾后社会关系重构和重建的要求,以安置社区为区域,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重构和重建人的社会关系,对于形成受灾群众的互助体系,加速受灾群众的自我恢复,提高受灾群众参与灾区重建的积极性,形成受灾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社区管理的若干建议

一、明确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灾后社区管理的意义 社区这个同类型于社会生活而形成却又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作为人们参与社会的一个基本场所。它是跨地域性的．包括一定的生产、生活设施、相应的管理机构以及社区文化、意识。因此,灾后社区管理不仅包括过渡房搭建、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等物质层面的恢复重建,还涉及到社区管理机构、管理模式、灾民生活信心、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等非物质方面的恢复重建。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对比与启示:灾难事件背景下住房重建协同治理管理研究

灾难事件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对灾难事件的管理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因而在灾害管理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以灾后住房重建为例,美国形成了由政府救援、社会支持和灾民自救三部分组成的住房重建体系,即“多元参与”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灾民自救.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城乡联建模式,政府承担灾后重建的主要责任,即“高效整合”模式.从实践效果看,美国模式存在救助力量单薄、程序繁琐、法律缺陷多等弊端,未能充分保障灾民的权利.中国模式由于政治动员有力、制度回应迅速、执行任务到位,表现出较高的绩效水平.在今后的灾后住房重建中,要深化社区参与的指导思想、构建有效的社区协同组织载体、提供社区协同的制度供给,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完善我国灾后住房重建体系.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它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普遍缺失,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居民利益的社区化、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和平等交换的社区规范是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论参与式灾后重建的作用和影响

参与式方法所强调的,一是对弱势群体赋权,二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平等磋商,三是提高发展进程中各种投入的效率。本质是激发各利益相关方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本文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在5·12汶川地震重灾区民乐村开展参与式灾后重建规划的实践,分析政府科学回应社会和群众需求的方法与条件,提高政府和社会援助效率、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研究刺激公共品需求、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途径,探索社区管理模式转型为社区自治模式的基本框架。文章认为参与式灾后乡村重建可以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城乡发展提供借鉴。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境界,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近年的灾害多发,迫切需要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本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民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状态,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灾害的常态化,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论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口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路径与策略——基于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个案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然而合法性不足是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LL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过程显示,社会组织通过角色归位、意义建构和集体结构化等路径建构自身的合法性,综合运用选择环境、操控环境和创造环境等合法化策略。因此,政府部门应对社会组织进行社区嵌入发展的方向引导和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则应以专业服务为立足点,以创新公共物品生产为关键,通过积极的合法化策略,取得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性和结构性位置。     

转型期城市基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建

本文将颇具争议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中,进而探讨伦理本位的关系网络结构对社区社会资本构成的型塑.繁荣的社会资本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也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作为衡量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资本存量在社区管理体制行政化"惯习"约束下,普遍呈现出缺失与脆弱的特点,需要通过组织行动和制度建构的途径进行重建.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多元共治：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及其实践效益

明代是古代中国灾害治理的成熟期,治灾理念日愈革新,治灾机制日渐完善,治灾能力日益提升,治灾主体日趋多元,并形成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社会化、集体性官民协同治灾模式。灾前备灾时,明廷从政策层面督劝民众种植桑枣,修水利,建设仓储,以实现“长远性”减灾效益。灾中救灾时,明廷从应急层面调配社会资源,劝励民众以捕蝗、代赈等方式参与救灾,以实现“安全性”救灾效益。灾后重建时,明廷从规划层面组织民众复籍复业,重振重建,并通过反思灾中赈救的利弊得失,进一步强化治灾举措,以实现“持续性”灾后重建效益。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是官方自主、社会自治和民众自救等治灾机制彼此互动的结果,也是官主民辅、官退民进和官民协同等治灾路径综合联动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明代多元主体“共治”灾害的独特历史格局。     

社会资本构建与社区公共品供给：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措施,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创新社区治理,以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与需求,是一个重大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建构至关重要,如社会工作机构、社区自组织等通过社区服务提供、社区公共性建设、社区参与促进以及情感能力培育等路径,可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机制的实现。这也为破解我国当前基层治理的普遍困境提供了经验借鉴,当然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持续跟进。     

城市基层社区社会资本：伦理型塑与转型重建

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将颇具争议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中,进而探讨伦理本位的关系网络结构对社区社会资本构成的型塑。繁荣的社会资本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也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作为衡量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资本存量在社区管理体制行政化惯习约束下,普遍呈现出缺失与脆弱的特点,需要通过组织行动和制度建构的途径进行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