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命”论及其人生态度

儒家把天命视为人的德性的来源,要求人“知命”、“畏天命”,以成就君子人格。儒家又把人不能控制的因素归结为“天”或“命”,但没有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要求人“修身以俟时”、“造命”,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     

外在天命与主体自由的二难困境——理学对力命关系的考察及其内蕴

力(主体力量)与命(外在天命)的对峙,是困扰儒家的哲学难题。自先秦开始,儒家便力图化解力与命之间的紧张,在宋明理学那里,这种尝试又以新的形式得到了继续。如果说,程朱较多地强调天命的普遍主宰,那末,陆王则更注重主体意志的力量,在这种不同的运思倾向背后,则是宿命论与道德自由的纠缠。与天人之辩上强调当然(人道)相联系,宋明新儒学常常表现出相当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理学的奠基者张载曾有如下名言: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论荀子的力命哲学

先秦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天人之辨，而后者必然涉及到力命之争。处于总结阶段的简子，其力命哲学基本上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鲜有论及者又往往语焉不详，未作深入地研究。①事实上，荀子在前人理论思维的基础上，通过对“命”的双重规定，从人力和必然性、人力和偶然性的关系两个方面展开其力命哲学。一方面，把传统的“天命”还原为客观世界本身具有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深化了对“命”的认识；另一方面，在肯定人能够认识世界并改变世界，弘扬力命之争上的乐观主义的同时，又有见于自由的限度，展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相结…     

孔子天命思想与殷周文化传统

孔子天命思想所具有的多重内涵,与孔子对殷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有关。孔子继承殷商文化原始宗教之天,对之进行了主体性的改造,使之成为满足主体精神慰藉的道德情感之天。孔子继承周文化代表民心民意、作为政权转移依据的政治化的天,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个体道德的依据。孔子的天命思想相对于殷周文化传统凸现了人在道德领域的自由,但由于脱离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天命又成为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消极因素。     

孔子哲学天命观论析

天命观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内容,究竟怎样估价孔子的天命观,才更符合他的思想实际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联系孔子那个时代的背景,从他的社会实践活动来作评定,不仅看他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了些什么。通过对孔子关于“天”、“命”、“天命”的种种言行的考证研究,得出结论孔子的天命观基本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孔子认识论及其局限

<正> 孔子是儒家的始祖。他的认识论对我国自古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其局限性,则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没有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的原因之一。本文先叙述孔子的认识论,然后分析其不利于近代自然科学生长的局限,并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略作比较。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认识论没什么长处和积极贡献,也不是说孔子思想就比不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孔子肯定知识的存在和确定性。他认为应当“知仁”、“知礼”、“知言”、“知人”,并且对带有神秘性的“命”和“天命”,也认为是可知的。他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下文引《论语》只注篇名)。他还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可知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毅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由上所述,孔子不仅肯定知识的确定性,是可知论者;而且可以看到,孔子所谓知的对象是“仁”、“礼”、“人”、“天命”以及社会的历史变迁,主要是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关系。这是孔子对认识对象的回答,其中没有自然界的地位。     

孔子“知”论及其现代价值

“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孔子“知”论立足于现实社会的感性实践 ,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 ;坚持“天命”与“人事”的统一 ,把以“仁”为核心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置于物质世界 (天 )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 (命 )的基础之上 ;坚持以“仁”为体 ,以“知”为用 ,主张仁知合一的道德理想主义。     

以天观命与以命观天——东西方天命观之比较

古代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与人之本命相纠缠,本源问题欲寻找天命寓存之所。不管是中国的古代哲学,还是古希腊理智主义者,都认为天道和天命统一于仁体。当古希腊贤者认为,人为自然立法时,就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超越与反思的思维方式。古希腊理智主义对命的思考依存于知识谱系,由此开启了开显天命的技术大道。在他们看来,技术是命的座架,技术本身就涌动着人之天命的创造与开显。而中国古代传统认为命由天定,其核心思想是以天观命,其所倡导的逍遥与天命、逍遥与自由隐化于自然之中,而古希腊文明所倡导的自由由技术开显于自然之中。     

论孔孟的天人观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孔孟儒学在天人相通的理论前题下,完成了从道德角度勾通自然与人关系的理论阐述,并付诸实践,开创了我国文学创作中托物言志的先例,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观也由此生发。 孔子是天命论者,他的一生充满了对天的敬畏。他把自然现象的变化视为天意的表现,以至“迅雷风烈,必变”。这种对天意的巨大恐怖转为对天的无限虔诚。他心目中似乎有一个神,可是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个神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只觉得天以其意志主     

中国传统价值哲学与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创立的“仁学”价值思想体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集中体现。出自于儒家《孝经·圣治章》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虽然不一定是孔子说的,但它确实代表了以孔子为代麦的传统儒学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 孔子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在西周以来的天命神权思想进一步发生动摇,人们普遍对神的虚幻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否定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重民轻神、重人事轻鬼神的价值观念,突出了人的价值,建立了以“仁”为核心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论董仲舒奉天法古的维新原则

董仲舒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而又显著的特征,是继承先秦儒家“信而好古”的思想传统,依傍敬天、畏天的价值准则,进而结合现实政治需要,熔铸出奉天法古的维新原则。先秦时期,儒家对天有—种敬畏心情。孔子自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是把天意看作制约人们行为的要素之一。但孔子并不单纯地依赖天命行事,所谓“四时行焉有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便是典型的证明。因此,孔子对“天”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孟子在继承发扬孔门仁学的主体精神的同时,把思维的触角引向至善至美的“天”。他创造提出并躬行实践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知路线,把仁义礼     

孟子何以“亚圣”？

从儒家思想史的内在逻辑看,孟子能够成为唯一有资格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儒家“亚圣”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将孔子的“孝悌”观念和孔子的“仁爱”观念推扩到极致,富于原创性地充分展示了传统儒家的两大核心价值及其深度悖论。今天我们应当赋予孔孟的普遍仁义观念以本根至上的终极意义,克服仁与孝的深度悖论,才能真正确立起儒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孔子人学思想探析

人性问题的探讨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先秦儒家那里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先秦儒家关注的焦点。通过从“性相近,习相远”、以仁释人、义利之辨、理想人格等五个方面,分析孔子的人性思想,可以凸现出孔子思考人性问题的理论结晶。他对人性思考的原生态的智慧给当代人性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思路,同时也为处于生存困境中的现代人提供了意义来源。     

儒道人学思想辨析

老子道家和孔子儒家都是重人道并以人道为终极关怀的。其所不同的是,孔子儒家着眼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性的自由自觉,从而建构了一个以“天命”为本体,以礼乐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以“仁”为价值中心,以“克己复礼”为价值实现途径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人学思想体系。而老子道家则以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为基础,从而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本体,以“自然”为本位和价值中心,以“返璞归真”为价值实现的自然主义的人学思想体系。二者之间的异质互补,为实现人性自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试论孔孟荀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构建

在古代社会,礼源于祭祀,天命秩序构成礼制秩序合法性的终极根源。春秋以降,天命陨落,周礼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的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子则进一步将礼安顿在内在心性之中,将“心”作为礼的合法性基础。孔孟的理论取向注定他们更多地强调礼的自觉性而忽视礼的权威性。荀子则通过“群——分——礼”的逻辑推演,为礼构建了外在的社会生活和经验层面的合法性基础,使礼更具现实性和强制性,但同时也暗藏了忽视人的主体精神、过度强调道德他律的片面性,最终使其思想沦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     

孔孟的阶级属性不同吗?

关于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孟二人的阶级属性,近几年来,流行着这样一种意见: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改良派”,而孟子则是“代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思想“不一样”,应当把孔孟二人“各从其时代特征、思想实质区别开来”。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明清拟话本小说中命相故事的理学观照

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明清拟话本小说中有很多命相故事具有丰富的理学意蕴.这些命相故事肯定命定论,但更肯定并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命相叙事并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揭示命相与心相的关系,肯定心相的作用,艺术地表现了小说家对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思考以及对“致良知”的探究,是对理学的形象诠释.     

“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