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明堂政治和明堂大火考

明堂是封建社会重要的礼仪建筑。武则天朝的明堂,有其特别之处:武则天修建的明堂担负着禅代的特殊历史使命,它建成后就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中心和心理支撑点;围绕明堂展开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仅是当时历史的缩影,也从某种角度折射出武则天的种种心态,明堂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重大而又微妙的影响,很值得分析和回味。前人对于明堂的研究多是从礼仪和考古的角度对建筑本身进行考察,[1]而很少从政治角度和社会背景上分析,武则天朝的明堂所涵盖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单纯的建筑含义。     

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月令》模式与中国文学的四时抒情结构

以<月令>为代表的上古岁时文献,深刻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思想与艺术的各个层面.以农业为基础的华夏民族,保持了对岁时变化的特殊敏感,月令模式是一种思想结构,也是一种艺术结构.与西方文学的四时叙事结构相同,中国文学也存在着春夏秋冬的四时抒情结构,四时转换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四时抒情模式和审美意象.远古的四时祭祀是中国文化四时结构的心理基础.     

礼制与政治：初盛唐明堂赋的文本语境与书写策略

唐代是明堂礼制的繁荣期。明堂是东都洛阳城市空间不可或缺的礼制建筑,行明堂礼是帝王功德伟业和政权统治的象征。明堂赋在书写策略上的差异性,是明堂礼制与政治体制变迁、士人身份阶层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由刘允济《万象明堂赋》《明堂赋》,可见武则天营建洛阳礼制的建筑体系,由李白、王、任华等人《明堂赋》,可见唐玄宗终结武周政治遗绪、开启政治新局的历史过程。历代明堂书写共同累积、构成了明堂的意义系统和礼制内涵。     

上古明堂形制与中国古代文化──一种新的中国古代文化观

上古明堂形制与中国上古文化有一种十分有趣而奇妙的同构关系．随着“明堂──暗室──铁屋子”的发展演化，中国文化也经过了由上古文化向近代文化发展演化的过程。可以说，上古明堂形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原型表象，中国古代文化是对上古明堂形制的扩展演化。这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新视角，也是一种新的中国古代文化观。     

蕉园诗社考论

清初杭州的闺秀诗社蕉园诗社是清代及古代史上首个真正意义的女性诗社,具有超出地域和时代的影响.但以往对它的记载多较简略琐碎,且多错讹、自相矛盾,影响了对其真切面貌及确切地位的认识.本文以诗社较早较可靠的记载为基础,结合诗社成员的生平、作品,就诗社的成立和存续时间,成员人数和核心成员组成,蕉园七子、五子和诗社前后两期关系等方面,对一些先入为主的不确说法进行了辨析考订,勾勒诗社大貌和成员面目,并由此确定诗社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     

论明清家乐的导演体制及其对明清戏曲导演理论的贡献

由“家乐主人”、“家乐教习”、“观众顾曲家”三者通力合作而构成的明清家乐导演体系,改变了职业戏班“以优师之耳目为耳目”的重表演、轻导演的戏剧理念,实现了集体导演的构想。明清家乐完善的导演体制不仅促进了家乐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明清戏剧导演理论的成熟和完善。     

试论《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及其原因

《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总集,它繁盛流行于明代,对明代词坛影响深远。本文从多方面介绍了《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繁盛流行情况,并从明人对词的音乐体性及抒情特质两方面入手,探讨了明人广泛接受《草堂诗余》的积极原因。     

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与《草堂诗余》

明代词学观念的发展和《草堂诗余》的传播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以《草堂诗余》的传刻为线索考察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可以理出一个较为完整而清晰的发展轨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整个明代词学观念发展的状况,有利于理解明代词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明代词学观念同《草堂诗余》相纠缠,也存在严重的局限,影响明人对宋词的全面认识和对词体本质的深入理解。拘于《草堂诗余》是明词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兼论中晚唐诗人革新乐府诗的努力

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多取材于前代昏君逸乐亡国和荒淫绮艳之事,通过描绘声色并茂的画面抒写兴亡感慨,这既是晚唐诗坛的时代潮流,也体现了温庭筠取法南朝乐府传统革新乐府的努力:既在题材艺术表现上进行调整以为其和乐歌唱作准备,也在题材、体式、语言诸方面借鉴南朝乐府。作为乐府诗的终结者和词的开拓者,温庭筠正是通过对南朝乐府的回归成就了乐府诗最后的辉煌。     

试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开放的时代,不仅政治上相对文明、民主,经济上也对外开放、交流,即便是处在社会最底层、深受儒家观念束缚的女性,无论她们出身如何、处于何种社会地位,都共同表现出了对人性的觉醒,对爱情、婚姻自由的渴望与追求,甚至对丈夫、对家庭、对国家也表现出了自觉的爱与责任。     

明代台阁体诗派的消歇

台阁体的诗歌较其散文更为逊色,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存在很大的局限。台阁体走向没落,在台阁作家周叙那里已经初见端倪。随着茶陵派的兴起,台阁体诗派终于为主流诗坛所抛弃,这是由政治巨变引起的文体变迁。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殿试制策之背景因素初探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层次。明代的殿试始于洪武四年,初期多是由皇帝亲制策问,后来多由翰林院的翰林们拟题,然后送交皇帝裁定。明代洪武永乐两朝总共进行了16次科考,相应的就有16道殿试制策题目。这些制策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如何治理天下国家而问,历史学在这些制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每一篇制策都要从时政的角度提出问题,鲜明地反映出时务策的特征。在殿试考试中能够脱颖而出,说明应试者确实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元明清时期西北水利的理论与实践

西部开发的关键是如何解决水资源的短缺。总结历史上西北水利的理论与实践 ,对于今日西部开发中最关键的水资源问题的解决 ,具有借鉴价值。元朝在陕西省兴元路和泾渠都设置了河渠司 ,河渠司制定“分水”、“用水则例” ,统一管理分配渠系内的水资源 ;明清时期 ,由于西北华北干旱气候的日益严重 ,农学家徐光启、王心敬等对水的自然循环系统和水旱的周期认识更加深入 ,分别提出了旱田用水五法和井利说 ,这对于在河渠水利不足时扩大农田水利的给水源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唐灾异认识论初探

汉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两汉时期,人们认为水、旱、震、日月食等属于灾异范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来解释灾异的产生,表达其对灾异的认识。唐代,仍然注重与农业相关的灾异,与汉代相比,基本忽视了地震、日食、火灾等灾异。在两汉灾异认识论的基础上,唐代仍然认为灾异为天谴,但是也有人淡化了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的思想,认为"灾变"非"灾异",灾变有常,是客观存在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唐代出现的灾变自然成因说和社会成因说。相较两汉而言,唐代对于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