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新闻报道

经济工作要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思路 ,新闻报道工作也要重新审视过去的报道思路 ,体制改革要从以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主转向搞好国有经济和各行业改革并重上来 ;结构调整要从以适应性调整为主转向以战略性调整为主上来 ;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以量的扩张向以质的提高为主上来。这是经济思路的转变 ,经济报道的思路也必须顺应这种转变。     

限制权力:反腐败的基础与根本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腐败现象有了新的变化,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现象的产生,积极探索治理腐败的根本之策.2005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及党的十七大关于反腐败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反腐败战略的转变,即开始从过去的以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以主动进攻为主,从过去的以治标为主转向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为主,从过去的以事后惩治为主转向以防惩并举、注重预防为主,更加注重从制度建设层面来研究建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根据我的理解,反腐战略转变的关键是要抓源头、抓基础、抓根本.     

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逻辑方向、堵点及路径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遵循“循环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畅通为循环的内在要求、开放为内外循环畅通的关键、互促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四个层面的理论逻辑，要求实现四个方向的转变：市场需求战略从以出口市场导向为主转向国内市场需求为主，市场竞争优势从要素低成本优势转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市场价值增值从以技术引进为主转向科技创新自立为主，市场开放策略从以对外开放为主转向对内和对外开放协同。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存在的政府职能偏位导致市场根基不稳、市场制度规则和设施等主体建设滞后、创新驱动供给的支撑作用不强、内外开放不协同导致循环动力不足、既有分配格局对市场需求的牵引有限等难点和堵点，应以厘清市场与政府治理边界为基础，促进政府职能向强化法治和监管服务为主转变，健全高标准的统一市场制度规则和设施，推进创新驱动的产业链现代化，构建内外协同的开放体制，并配套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     

对21世纪初叶江苏经济发展的思考

21世纪初叶 ,江苏经济发展将从“膨胀型高速增长”转向“温和的快速增长” ,产业结构演进将由工业化的线性发展转向工业化信息化交叉并进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将从破除传统体制为主转向全面体制创新为主 ,对外开放将由发展开放型经济转向主动融入全球化经济。同时 ,将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由小康社会向基本现代化、由温饱小康向富裕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为完成该目标 ,必须转变思路、转换战略 ,并从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四方面组装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结构。     

陈垣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

陈垣被誉为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其开拓意义不仅在于领域的拓荒,更在于研究态度和方法的现代性转变。陈垣宗教研究的现代性体现在对客观性的重视以及对信仰外宗教的平等与尊重。结合中西宗教学术史背景,可以发现陈垣代表着中国宗教研究三方面的现代转变:其一,视角上,从教内信徒宣教式的宗教研究转向兼具教外视野的、客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教研究;其二,方法上,从护教性的"神学"式宗教研究转向描述性的"史学"式宗教研究;其三,态度上,从区分优劣差等的不平等的宗教研究转向平等的宗教研究。从宏观时代背景看,宗教学术研究的出现是传统中国学术从"通人之学"转向"分科治学"的产物,时代变局和中西学术竞争都影响了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当时宗教界特别是基督教界的宗教研究蔚为大观,陈垣就是其中的代表。     

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

扬雄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与经学家。其文学追求与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早期以汉赋创作为主,后期逐渐转向经学与诸子学术研究,《太玄》、《法言》、《训纂》、《方言》代表了他后期多方面的学术才能与研究成就。扬雄由文学向经学的转变,不仅有时代与社会学术风尚的作用,还与本人个性心理有关。扬雄在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文学与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我国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教育部决定从2009年起,体育专业学位硕士开始全日制培养,2011年继续摊行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政策,实现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和战略性调整。本文分析了我国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以促进我国体育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发展。     

转型经济期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转变合理性趋势分析

转型经济期,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必须向合理性趋势转变,其表现为包括主体为中央和地方两级调控并以中央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主体体系、手段为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并用、对象为转向市场和目标为拓展宏观调控目标的内容等的转变。     

科技创新与提升电信企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电信企业与国际对手的竞争并不在同一层次上,我们靠的是低人工费,而非自主研发能力,低附加值产品永远无法竞争过高附加值产品。因此,提升电信企业国际竞争力必须实现三个转变:科技创新应从注重技术引进转向注重自主创新;科技投入应从以政府为主转向以企业为主;高科技产业园的发展应从招商引资转向培育本土企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工业化发展分析及应对战略

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由农业经济为主转向以工业经济为主的重要途径。各师工业化发展现状从产业结构、工业经济基础、工业附加值三个方面来看,存在工业企业发展能力较弱、工业信息化水平不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是环境资源、制度及自身因素制约了其工业化发展。各师应从转变管理方式、发展互联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培养大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五个方面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     

《西游记》研究与中国现代学术开端

"五四"之际,中国学术突发质变,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西游记》研究与"新红学"一样,在这一学术现代化流向中并处于突出地位,并以自身特殊的学术范式意义作出了重大贡献。过去,只视"红学"为现代学术的开端而不及其他是不全面的。考察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原生态"面貌,对于全面、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学术开端"这一命题,具有积极、有益的启迪。     

新中国六十年福克纳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学者对威廉.福克纳注意不多,直到1950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国学者对这位作家的译介和研究才正式展开,但很快又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自1979年开始,我国的福克纳研究走上正轨。1990-1999年是我国翻译出版福克纳作品和有关著作的全盛时期,也是福克纳研究的一个高潮。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福克纳研究稳步而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福克纳研究的特点是年轻学者增多,研究对象范围扩大,研究方法也更加新颖和多样,从比较文学角度予以研究的论文、论著也在逐渐增加,还出现不少总结我国福克纳研究的文章。总体而言,我国福克纳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复研究,对他的后期作品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研究不足等。     

吕祖谦门人及吕学与浙东学术的发展关系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是乾淳年间最受欢迎且成就最高的老师。当时多云从教千人，今可考者初步统计仍有219人。吕祖谦门下多出俊杰，或为政治领袖，或为学术领袖。这些门下为宋元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吕祖谦的学术对后代发挥了影响。浙东学术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一种独立的学术，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时移境迁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一现象发生在浙江，而不是朱熹所在的福建，或陆九渊所在的江西以及其他地区，是与吕祖谦的倡导与亲身实践分不开的。今人多将浙东学术的发展归功于朱熹而忽略吕祖谦，有些数典忘祖，这是受朱陆门户恶争影响的结果。我们需要开拓、改换思路。加大对吕祖谦甚至其门生的研究，甩掉多年门户之争留下的惯性，追寻吕祖谦学术的真成就，追寻南宋学术研究的新思路。     

吴瞿安先生和20世纪的中国戏剧研究

在加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中,吴瞿安先生无疑是最值得瞩目的学术大家之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吴瞿安先生对于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独特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终生专注于戏曲本体研究,对后来有示范导路之功;秉承传统的学术立场和思维方式,在今日启人思维;以栽培后进为己任,为20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培养了大批曲学的布道者和接班人。     

史学研究学风和治史方法论

我国著名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朱大渭先生为本刊撰文,以深切体验评析当代史学研究学风,兼及治史方法,鞭辟入里,发人深思,对学界特别是广大青年学子当是难得诤言。     

2015年中国鲁迅研究

2015年的中国鲁迅研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有关鲁迅的综合研究除了对鲁迅的“人”学思想、左翼文学信念、后期思想等的关涉，更多的是集中在心理、学术、艺术观等方面。对鲁迅创作的研究大多围绕小说、杂文、散文诗等文体和内容与艺术形式的专题进行。对鲁迅的比较研究在古今中外的多维度对照中广泛展开。     

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时间上讲曾落后于日本和欧洲国家。但进入20世纪,美国后来居上。70年代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研究的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研究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将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将儒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研究的主要区别所在。     

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浅谈我国的弗洛姆研究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曾掀起一场"弗洛姆热",但国内的弗洛姆研究早已开始且至今仍在继续,其历史以"弗洛姆热"为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弗洛姆被当作政治批判对象,其学说被认为是否定的人道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弗洛姆成为思想的偶像,其译著大量出版,其学说仍被认定为人道主义,但研究者的自身局限却导致他们对其学说不加取舍地全盘肯定。进入第三阶段国内开始以理性反思的方法和辨证批判的态度扬弃弗洛姆的人道主义学说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对弗洛姆学说的定性仍停留在40多年前的水平而难以对其研究产生质的飞跃。     

讲学与传道: 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大险些因此错过这位“士林宗仰”的国学大师;而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尽管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马一浮在浙大讲学并传道,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是马一浮一生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由此完成了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并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予浙大很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