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我国中东部地区81家企业数据为样本,验证人力资本投资,信息技术的引入以及与客户良好的关系这几个因素是否同样会影响制造企业的服务创新。发现样本中有1/3的企业在2011年进行过服务创新的活动,实证结果显示上述3个因素都与企业的服务创新绩效正相关,但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对于企业的服务、产品和流程的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别。此外,不同的研发投入规模、资产结构以及技术水平企业在服务创新的绩效上也存在一定的落差。     

创新的贸易利益与企业异质性研究综述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活动及产生的贸易利益。笔者根据开放条件下创新活动引致的贸易利益及其影响机制,对国外最新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综述。一是创新活动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内在生产率,提供新的贸易利益源泉;二是创新决策是提高企业生产率的途径,大体上通过出口市场规模扩大效应、采用先进技术与否的二元决策、投入创新活动的强度差异决策等不同影响机制来实现;三是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企业创新与出口行为的研究成果,对深入认识对外开放、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联系机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的启示作用。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与研发创新效率——基于SFA模型的检验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别以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新产品产值为产出变量,在对中国研发创新效率进行估算的基础上,考察了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因素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研发创新效率整体较低,有较大的创新潜力;中国研发创新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且呈现发散趋势;研发创新专利成果在市场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研发投入是促使中国研发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中国研发创新活动不具有规模效应特征;人力资本对研发创新效率的改善作用极小且不显著,应当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人力资本结构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力资本能显著促进研发创新效率的改善,应当加强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企业出口与创新驱动——来自中关村企业自主创新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5年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了全面分析出口对创新的影响,我们将创新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部分:创新投入由研发部门支出和研发部门人员投入来衡量,而创新产出由新产品收入和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住了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检验出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我们发现:(1)总体上来看,企业出口显著促进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2)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并不是每个行业出口都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在有些行业中出口对创新的提升是有限的;(3)出口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逐步减弱,再逐步增强,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4)本文进一步采用2001年我国加入WTO作为稳健性检验,利用行业层面出口关税调整和政策时间变动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以出口关税下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巩固了企业出口对创新驱动的因果促进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扩大开放新举措,提供贸易深化与企业创新驱动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生产链位置是否影响创新模式选择——基于微观角度的理论与实证

企业创新模式选择不仅与自身因素相关,还与生产分工流程相关;本文首次从理论与实证验证了企业的生产链位置对于创新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首先,基于产品分工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诠释了企业生产链位置对于创新模式的影响:位于生产链上游的企业的产品可塑性强,适用范围更广,激进式创新引入的新产品替代旧产品的可能性较小,它们面临更小的"利润侵蚀效应";生产链上游企业中间品种类相对较少,激进式创新带来的高不确定性产生的协调成本较低,它们的"协调成本效应"也相对较小,因此位于生产链上游的企业采取激进式创新具有比较优势,反之位于生产链下游的企业偏向于渐进式创新。在实证上,本文首次通过插值法估算出1998~2011年中国投入产出系数,进而量化企业生产链位置指标,然后基于企业和专利数据库,根据理论的推论,对生产链分工位置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效果,以及如何影响创新行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验证,证实了两个效应是生产链位置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重要传导路径:在各使用3类指标区分企业对"利润侵蚀效应"与"协调成本效应"敏感性的基础上,结合使用分类回归发现,高产品替代性企业、在位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由于对"利润侵蚀效应"更敏感,它们创新模式的选择对生产链位置的反应更强烈;高产品复杂度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低管理效率的企业由于对"协调成本效应"更敏感,它们创新模式的选择对生产链位置的反应也更强烈。最后,本文使用Heckman两步法对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本文理论模型的主要命题和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企业规模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研究

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利用面板回归分析模型并结合中国1.4万家高技术企业在2005-2008年的调查数据,本文从资产总额、员工人数以及销售值这三个角度考察了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经验研究表明:以资产总额和员工人数衡量的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销售值与创新绩效则表现为单调的递增关系。研究结论对于提升我国高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转型经济下中国企业创新选择的实证研究：环境与组织因素

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在转型经济时期的创新选择行为,主要分析了环境变化和组织结构特点对企业创新选择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快速变化的环境促使企业采用规模小、风险小而见效快的渐进创新,而不太可能采用风险大、投入大的突变创新;正是的、集权型组织结构有利于突变创新的出现,而不利于企业中渐进创新的产生.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环境和组织结构不但直接影响企业创新选择行为,还通过内部控制机制间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选择.     

竞争驱动战略转型的人力资本视线研究——以天津中小制造业企业为例

转型升级阵痛中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唯有基于人力资本"视线"实施差异化战略、推进激进式创新，才能变革成功，进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并形成核心竞争力。以天津市各大工业园区154家中小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逆驱战略转型的人力资本"视线"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战略层面的"视线"有一个：外部环境竞争性、差异化战略、激进式创新与企业绩效。资源层面"视线"有两个：差异化战略、HRM系统、人力资本、渐进式创新、激进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HRM系统、知识共享与企业绩效。这三条"视线"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指明了战略转型、创新变革的具体方向。     

政府生产性补贴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基于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微观计量分析

为分析生产性补贴是否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选取2003~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8649个样本企业的微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Logit模型、FractionalLogit模型初步分析生产性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基于二者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指数匹配方法"(PSM)分析生产性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不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即生产性补贴既是促使潜在出口企业做出出口决策、也是促使在位出口企业提升出口密集度的原因,总体而言,生产性补贴确实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以促进企业出口为目标的政府补贴政策实施建议。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出口: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

本文运用Ellison和Glaeser(1997)构建的EG指数或γ指数,量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模型讨论了制造业空间集聚、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γ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在加深,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行业不断向东部沿海有限的几个省份或区县集中,成为了高度集聚或非常集聚的行业。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显著推动了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现象在本文得到了验证,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反而更低;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融资约束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越弱的企业,出口强度更高。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经营规模、劳动成本以及经营年限等都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     

地方政府债务、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基于创新异质性视角

利用2014-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地级市层面地方政府债务、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整体创新及异质性创新活动的关系，并考察了数字金融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2）相对于开发式创新，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强。（3）数字金融能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整体创新、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与开发式创新的关系不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为深入认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制定债务管理措施、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社保投入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认为,社保投入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成本效应、激励效应两种不同的影响。由于大样本数据的缺乏,现阶段对于社会保险企业投入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其对企业生产的抑制效应。然而,本文运用随机分层抽样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创新性地实证研究。基准回归表明,在充分剔除选择性偏误的前提下,社保投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更强。随着人均社保投入每增加10%,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3.5%。进一步地,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创新精神与管理效率是社保投入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激励效应的重要渠道;其中,与人力资本、创新精神相比,管理效率更为重要。与大部分基于发达经济体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有所不同,本文发现: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而言,社保投入对企业生产要素投入的成本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社会保险通过激励员工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发展。     

技术无限供给条件下企业创新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调查的实证分析

加入WTO以后,中国制造业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创新活动面临了新的参数环境,本文在技术无限供给条件下提出一个后发国家中企业创新的规模异质性假说,揭示了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创新行为特征依赖于企业生产所面临的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所需资本支出的利率弹性的特定取值下竞争行为选择。理论与计量研究发现,与西方国家企业创新有显著不同的是:后发国家的企业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活动的意愿随着企业规模增加而逐步增强;小企业更偏向于自主研发和原始创新,大企业更偏向于引进技术和吸收消化再创新。中等规模企业兼顾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促进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在小企业和部分中等规模企业中重点是降低其进入中间产品生产与自主研发支出的成本,鼓励其原始创新,在大企业和部分中等规模企业中侧重于加快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尽快赶上技术前沿。     

网络模仿、集群结构和产学研区域协同创新研究:来自中国三大海洋装备制造业集群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来解释产学研主体的个体网络现象,但已有经验证据并不稳定甚至相互矛盾。本文试图引入空间计量模型来发现我国企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结构存在空间模仿现象的证据,并利用新的网络特征——空间集聚结构修正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后考察网络嵌入对产学研区域协同创新的真实影响。结果表明:(1)关系联结规模和中介中心度有助于提高区域协同创新水平,在部分集群内协同距离对协同创新的影响呈"S"型曲线,在控制空间效应后仅在波纹状集聚结构的环渤海集群存在结构洞与协同创新的负向关联;(2)三大海洋装备集群的集群结构存在明显的空间模仿效应,在连续性知识空间内更多的表现为邻近效应,在间断性知识空间则表现为异质效应,说明我国海工装备产业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建设已初见成效;(3)集群内空间模仿效应强于集群间,说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存在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4)整体上企业产权性质对网络结构特征没有显著影响,但具有高新技术资质和年轻企业的协同创新行为更容易受到网络结构的影响,不具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和非年轻企业更容易产生网络模仿现象。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字创新战略及其适配组态研究

数字技术是否显著冲击了企业创新活动的要素构成与资源配置关系，直接影响着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字创新战略的制定，也是引导制造企业在数字化情境下优化创新要素、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问题。基于“迈尔斯—斯诺”战略类型分析框架，使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上市样本数据，以多因素组态视角分析了动态能力（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冗余资源、环境动态性与数字创新（探索式/利用式数字创新）4个前因条件对企业绩效的组态效应，并对典型案例进行了验证性分析，研究发现：（1）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企业绩效的数字创新适配组态：“捕获—突破”型、“编排—开拓”型、“协同—共创”型与“自驱—并创”型。前两类可归纳为探索式数字创新战略模式，后两类可归纳为双元数字创新战略模式；（2）高环境动态性下，强感知能力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过探索式数字创新战略模式获取高绩效的关键条件；（3）非高环境动态性下，高冗余资源与单一动态能力（感知能力/整合能力）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过双元数字创新战略模式产生高绩效的关键条件；（4）科技型制造企业更倾向于探索式数字创新战略模式，而传统制造领域企业在资源充盈时更倾向于双元数字创新战略模式。本文研究结论一方...     

产业创新网络中核心企业控制力能够促进知识溢出吗?

产业竞争力离不开创新网络,离不开核心企业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资源分布的分散性、创新主体行为的补偿性,以及基于历史或惯例形成的社会结构等因素促发产业创新网络的形成。本文在提出核心企业控制力的概念基础上,整合产业创新网络和知识溢出相关理论,阐释核心企业控制力悖论问题,即在知识溢出效应影响下,产业创新网络中的核心企业控制力一方面可能强化了核心企业对网络中非核心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非核心企业有可能逐渐摆脱核心企业控制。研究发现,产业创新网络中存在核心企业控制力;核心企业控制悖论源于核心企业控制力对知识溢出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其中,核心企业控制力对知识溢出的直接效应更大;关系质量和知识转移是核心企业控制力与知识溢出的中介变量,知识转移中介效应更为明显。     

人民币汇率变动、产品排序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汇率变动与企业出口行为的3个理论假说。文章进一步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导致企业出口价格下降,出口数量减少,且该效应因企业生产率和产品在多产品企业中地位的提高而显著增强;生存分析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有助于延长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期,但却缩短了非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期;此外,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缩小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并且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的集中度,即人民币升值使企业更集中出口核心产品,加速了企业出口产品之间的优胜劣汰,长远来讲有益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竞争力。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有所不同,本文基于2015~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管理效率这一重要的微观因素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运用OLS、PSM和IV等估计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管理效率每提升10%,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约为14.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低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相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方面表现更优,上述4个因素是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     

经历越多必然创新吗?——私营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政策感知与企业创新

企业家基于独特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创新。党的十九大以来,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企业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本文基于第十次与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与经济后果,并进一步分析了私营企业家的创新政策感知在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投入产生正向促进效应,且企业家体制内职业多样性与跨界职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更为明显;细分企业家经历类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党政机关经历、国企经历、农村工作经历、从军经历与海外经历分别对私营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正向促进效应;(2)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家政策感知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企业家政策感知在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政策感知在私营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了创新政策资源传导的桥梁作用;(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家职业经历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在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强度更高的情境下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的研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