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繁荣原因新探

唐代文学发展繁荣的“根本原因”不是大一统,而主要是得益于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充分发展。     

唐代文学繁荣现象的传播动因

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学传播的角度入手,将唐文学的传播置于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中予以审视,同时,分别从文学传播主体、讯息、传播手段、受传者和传播效果等五要素分析唐代文学传播条件的改善及其对唐文学的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以期说明唐代文学传播的发达对文学繁荣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唐代涉医文学的繁荣及其原因探析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题材专门涉及到医药学知识,或写药物名称,或述疾病症状,或述治疗方剂,或讲医理病因,或记医师事迹等等,这就是涉医文学。涉医文学的创作在唐代进入了繁荣阶段,不论是作品数量的剧增、作家队伍的扩大,还是体裁范围的开拓、艺术风格的多样化,都大大超越了前代。这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文化的昌盛及人们的心理等方面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唐代边塞乐舞诗综论

在唐代姹紫嫣红的诗坛中 ,边塞诗历来备受推崇 ,而边塞特有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边塞乐舞诗更具有特殊的韵味和魅力。这与唐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和宽容博大的审美意识息息相关。     

论唐代姻娅诗群及其文学意义

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代婚姻观念与婚姻形态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士大夫婚姻缔结重进士、重文学才子,就婚妻家、夫随妻居等姻娅群居现象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催生出众多姻娅诗群。姻娅诗群形式多样,经常开展文学揄扬、唱酬、宴集等活动,对提升家族文学水平、扩大家族文学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姻娅诗群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使家族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对时代诗歌风尚的形成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试论唐代诗歌与音乐的交融

在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音乐如一股股清泉融入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时尚的引领,塑造了大唐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内在的艺术气质,创作了无数描绘当时社会音乐活动的精美诗歌,成为千古流芳的传世佳作。音乐的高度发展提升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境界,同时,诗词的盛行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优美的诗歌乘着音乐的翅膀,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唐代的战争文学与战争宣传

唐代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与唐代的对外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文人都在作品中表现快意英豪的情感倾向,或夸示王霸大略,或描述战争场景;在传播形态上,唐代歌诗往往酬唱应答,颇具良好的互动性和社交性,乐舞、变文等曲艺多具有俗文学喜闻乐见的活泼形式,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行,其所承载的战争主题相应地获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与民间相应,幕府内部的边塞诗创作与乐舞表演在媒介形式单一化的时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宣传作用,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也在这样的文学传播中得到极大的张扬。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唐代战争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唐代文学的特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宣传思想史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唐代渤海国文学发展述略

距今一千三百年左右，东北的古老民族族之一部———粟末（原生活在松花江流域，古时松花江称涑沫———粟末水）南迁营州（辽西）。在唐王朝与高丽战争之后，同高丽的遗民一起，在其首领大祚荣率领下，渡辽水越白山，迁徙至松花江和牡丹江上游地区，即如《旧唐书·渤海传》所载：“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弁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之众及高丽余烬，稍之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圣历”是武则天最后一个年号，时当公元６９８年。大祚荣之所以建国曰“振”，系因其父乞乞仲象曾被武则天封为“震国公”，“…     

论中晚唐爱情诗的兴盛

爱情诗的兴盛是中晚唐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晚唐士人“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时代精神 ;由盛唐诗气势雄浑、境界阔大到中晚唐诗意绪细赋、境界狭小的审美趣味的变迁 ;中晚唐“崇侈游宴”的社会风气促使爱情意识的产生 ,是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     

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

从多民族文学史观到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建构,需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是:厘清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的身份问题与多民族文学史观念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写作策略关系,与多民族文学史价值评价标准关系。     

唐代士人的流迁与北方文化南传之途径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唐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聚集了大批的北方士人,他们在当地发展生产、移风易俗,传播了儒家文化,改变了当地民风;他们在当地教书授徒、著书立说,传播了北方文化,影响了南方文风;他们与当地士人的交往,促进了北方文化的渗透,增进了南方人士对北方文化的认同;他们还通过入幕为佐的方式,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拓展了北方文化南传的空间。     

唐代佛学诗序的文化意蕴

诗序是处于诗题与诗文本之间、与古典诗歌创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它滥觞于<诗经>的"诗大序"和"诗小序".真正文体学意义上的诗序创作源于魏晋、流于齐梁、盛行于中晚唐.不过,在研究界,人们对唐代诗序的关注却几乎阙如.实质上,走进诗序,那是一个与唐诗同样精彩且极富文化内涵的世界.佛学题材的诗序,是唐代诗序中的一个类别,据<全唐诗>统计,其数量约40篇,占唐代诗序总量的八分之一左右.不过,这数量不多的佛学诗序却真实地再现了从初唐到晚唐近300年间唐代文人与佛学之间密切的文化关联,以及文人们借佛学而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心路历程.这无疑是我们解读唐诗以及唐诗人所不应忽略的文化遗存.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唐太宗贞观阶段成为文士谏诤干政的黄金时代.基于时代的感召,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他们大胆言谏,不惧刑威,有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唐代文士的谏诤精神不但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文学写实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汉唐时期达到了高潮,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条主要的文化线路,即北方经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的陆路、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海路以及南方从长江口出海的海路。这三条主要文化线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