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需求与货币充分供给

文章将货币划分为形式货币和实质货币;讨论了形式货币与实质货币的含义及二者的区别;分析了形式货币需求与实质货币需求问题。认为形式货币需求是对现金的需求,是对已有的收入或财富的“分割”;实质货币需求则是指一国的各种项目建设以及居民生活对于取得货币资金的需求。文章讨论了形式货币和实质货币的供给问题,认为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资金等途径,可以实现形式货币和实质货币的充分供给。文章认为,从形式货币数量的角度而言,货币内生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从实质货币数量的角度而言,则是货币外生性的观点正确。     

略论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和汇率的关系

在非充分就业情况下,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商品供给对货币变化反应弹性的大小、新增的货币供给是否能够有效地进入实体经济以及进入比例的大小等,当新增货币难以进入实体经济,且供给的弹性大于货币供给的变化时,货币供给增加的结果将是价格水平的下降。这正是当前各国面临的情况。货币不仅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更是资本。资本的价值由其获得的收益大小决定,宏观方面的资本收益率由新增货币的大小决定,所以从资本的角度看,哪个国家货币供给量增长越快,其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越高,即汇率与货币供给增长成正比。在货币一般功能与特殊(资本)功能对汇率相反作用的对比中,后者的力量往往要大于前者,由此促使汇率在较快的货币供给中升值。美元汇率危机以来的情况,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货币供给水平与中国近代经济周期的契合和背离——货币数量论的解释

近年来,随着若干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学术成果的问世,中国近代经济增长论得到了确立。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与近代经济全球化对拉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生产力要素、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的现代化相匹配。根据所运用理论的不同,对经济史的解释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可以建立多种解释体系。根据这个宗旨,结合已有的近代中国周期性波动的研究成果,运用现代货币数量论对其进行尝试性解释。在方法论上,研究并不满足于宏观统计分析,而是采用历史学史实分析和经济学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范式。     

我国货币供给、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货币供给压力还有一个新的流向:以金融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货币供给流向的这种变化使得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稳定对应关系转变为货币供给、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分段检验我国货币供给、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2005年股市改革与扩容之后,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供给起到了明显的分流作用,这种作用影响了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对应关系.     

社会主义与货币关系之历史反思

蒲鲁东主张通过消灭货币,保留小私有制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这是空想,并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批判了蒲鲁东的货币哲学。在实践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列宁的货币观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为典型的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消灭货币,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以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为主要杠杆。货币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历就更为坎坷曲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进一步健康发挥货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     

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波动的动态关联研究

本文基于景气分析的思想,利用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综合反映我国物价波动态势的价格指数,发现我国价格波动存在非对称特征,并且,波动幅度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增大.通过计算货币供给增速与价格指数在滚动区间相关系数的变化,表明货币供给增速领先于价格波动的时间不稳定,但领先性一直十分显著.因此,为防止出现新一轮通货膨胀并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增长,控制货币供给适度的增长速度是必要的政策选择.     

论货币紧缩政策对价格水平上涨的助推作用——货币资本和总供求视角的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关系

货币在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职能是充当资本获取货币剩余,而不是追逐商品.这种性质决定了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只有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具体影响取决于新增货币是从总需求还是总供给角度进入(退出)经济系统.从供给角度进入(退出)的货币供给与价格水平成反比.我国当前价格水平上升的原因是成本推进与气候异常所致,货币紧缩政策带来的成本上升和供给减少,反而助推了价格水平的上升,同时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论法偿货币——兼论电子货币非法律意义上的货币

法律意义上的货币,必然是法偿货币。法偿货币必须是法定货币;法偿货币不但具有广泛流通效力,而且还具有绝对债务偿付效力。由于电子货币不是法定货币,不具有广泛流通效力,也不具有必须强制接受的绝对债务偿付效力。所以,电子货币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货币。各国调整法偿货币的货币金融法,并不适合用于调整电子货币法律关系。对于电子货币的法律规制,国家应制订具有针对性的专门立法予以规范和调整。     

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发展与争论

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由信贷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而非中央银行控制下的外生变量。根据对货币内生程度的认识不同,又可以分为适应性内生与结构内生两种观点。内生货币理论的发展符合金融发展的现实,弥补了现有货币供给理论的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货币供给冲击、产出与物价--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证分析

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和物价的影响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采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短期内不规则的货币供给冲击是造成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长期中 ,由于受货币流通速度、经济货币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货币供给对物价的影响显著但并非同比例改变价格水平。为了避免经济短期波动和稳定物价 ,应继续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论货币的稀缺性与双刃性--兼与罗运贵先生商榷

货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认识货币的稀缺性,将促使人们关注货币资源的最优配置;理解货币的双刃性,让人们既要强调"经济增长率意识",更要增强"货币增长率意识",从而充分发挥货币对经济增长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元朝平宋之际的货币替代、纸币贬值与银钱比价——至元十七年江淮行钞废钱考

元朝平宋过程中,开始在新占领区用中统钞替代南宋银钱楮,至元十七年正式宣布"江淮等处行钞废钱"。但中统钞在替代南宋旧币过程中,持续大幅度贬值,元廷甚至一度被迫承认白银流通,恢复铸钱。这一时期中统钞贬值,不能简单归因于纸币发行量过大,而与货币替代政策的失败密切相关。这既是元廷贬损铜钱价值的直接结果,更是中统钞难以适应当时中国南北银钱比价差异,被代表不同价值体系的铜钱、白银及南北银钱比价差异撕裂的结果。     

国际标价货币的决定因素分析——兼论人民币国际化政策

通过考察国际标价货币的决定因素,在回顾国际货币的主要决定因素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因素,利用固定效应的FGLS方法,对能够得到数据的国际化货币用于国际储备、国际债券(和票据)以及国际贸易标价货币构成的决定因素的历史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规模、出口规模、国内金融体系规模以及实际利率。这些因素使一种货币的国际化使用产生规模经济,交易成本也随之降低。因此,为了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政策的重点不应是直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而是通过保持较高的经济总量和贸易份额,并发展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来创造条件,使得市场参与者使用人民币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     

一种有害的货币供给机制:不可控外生性——对近代中国1910-1935年的研究

本文对近代中国1910-1935年的货币供给决定机制做了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近代中国的货币量是银价变动导致的白银国际流动和国内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力度决定的.根据近代中国货币供给过程的特点和货币理论的逻辑,本文认为,1910-1935年中国的货币供给属"不可控外生变量"性质,这种货币性质对经济是有害的.     

论先秦货币的两种体系——从货币文化的视角考察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的异同

货币文化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具体表现在货币的材料、形状、文字、价值等方面,从而反映货币的全貌与本质。货币文化是货币分类的全面标准。按此标准考察,先秦时期各国货币存在黄河流域的和长江流域的两种体系。楚国的货币是长江流域货币文化的代表。     

货币供应量变动与产出波动的实证分析——兼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关系是货币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其中最为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是否中性的问题,这也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重点。本文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采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方法对货币供应量、利率变动与实际产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探讨。     

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兼评数字人民币(DCEP)、微信支付、支付宝、信用卡与比特币的异同

货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沟通人际关系、贯通贸易关系、联通国际关系的基本纽带。本文梳理了货币发展的六个主要阶段,对比了各阶段货币的形态、流通时期和社会阶段,归纳了各阶段货币的主要特征、关键痛点和重要创新。货币形态变迁发展,主要基于更便携、更易保管、更具信用的趋势,秉承了“交易成本递减,信用风险递增”的内涵。基于大历史观,分别对标了数字人民币与比特币,数字人民币与纸币、微信支付、支付宝和信用卡,总结了数字货币与货币数字化的内涵。研究发现数字货币和货币数字化是两个不同概念,货币数字化不是创造货币,不会导致货币总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人民币在携带使用“轻量化”、保管存储“更安全”、转账支付“可追溯”、反洗钱终“解难题”、宏观调控“有依据”等五方面的优势,并提出若干意见和展望。     

新旧常态转换与政府行为调整——兼论供给侧改革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大多与政府过度干预相关。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也应做出相应调整。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是政府行为调整的出发点。那种引领新常态的说法有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些根据政治决策倒算出来的或者依据旧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推算出来的未来潜在增长率,缺乏科学依据。政府应逐步减少采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经济过程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而应通过强化供给侧改革的制度性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体制框架,让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