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完成最优产权界定”之不可能性

中外产权理论界普遍存在着"高交易成本条件下,立法替代利害关系人博弈完成最优产权界定"的理论.无论是"波斯纳定理",还是"优化产权结构"理论都无法帮助立法者找到确定的最优产权安排.脱离利害关系人博弈过程的所谓"最优"产权安排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产权安排的根本决定力量是利害关系人的博弈,"立法替代利害关系人完成最优产权界定"是一个有害于立法实践的神话.     

再论清季“海防”与“塞防”之争

19世纪70年代以来,囿于有限财源分配的两难与"华夷秩序"思想的禁锢,日甚一日的边疆危机触发了晚清政界"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场辩争历经了两个阶段:复奏"阶段,地方督抚就"海防"与"塞防"具体事宜陈述了各自的主张;"廷议"阶段,清廷中枢在斟酌地方督抚意见后作出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战略决断。尽管这个战略最终在实践中破产了,但它却促进了近代国防战略的转型、强化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教化”之概念辨析与界定

近20年，中国兴起了对教化问题的研究，但对教化之概念使用常出现纷繁混乱的情况。笔者探讨了教化一词的本义，并在区分教化与教育、教化与社会教化及辨析教化政治属性、载体与内容的基础上，对教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社会资本”概念的缘起与界定

资本概念原初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术语,特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出,扩大了资本的内涵,资本成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但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特殊资本,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上,它除了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客观性、无形性、生产性和非均衡性。社会资本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其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一般来说经济资本比较容易转化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不是相反。     

论牛顿“不作假说”

在科学思想史上,牛顿拒斥“假说”的立场曾经遭到许多哲学家的非议,被看做是轻视哲学思维、迷信经验归纳的典型。作者一反常论,认为牛顿并非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所竭力拒斥的只是那种脱离科学观察和实验的、随心所欲杜撰出来的形而上学假说,而不是科学假说。他的目的是要树立科学实验的权威,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     

论“不对称”军事制衡

"不对称"制衡是针对他国的弱点来发展与对手不同的技术或战略,从而抗衡他国权力的扩张或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技术能力和军事战略文化是决定一国能否采取"不对称"军事制衡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两国形成了动态"不对称"的海洋军事制衡。中国旨在通过发展导弹、潜艇、陆基航空兵以应对美国海上力量过于依赖航母等大型战略投送平台、前沿基地和C4ISR系统等弱点,而美国则试图在太空和空中作战两方面形成"不对称"的技术优势。动态"不对称"海洋军事制衡是中美两国军事战略互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东亚和平与安全有着重大影响。     

论“见危不救罪”

1994年,国内某杂志刊文称: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一个犯“见死不救罪”的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后因该消息不实,发布者受到了批评。然而,该“新闻”刊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而拍手称快,这反映出社会对见危不救现象的憎恨。对此,笔者不妨谈些浅见。 刑法应增设“见危不救罪” 在日常生活中,见危不救现象屡见不鲜,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败坏社会风气。见义勇为、互助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以来被讴歌和提倡。相反,见危不救则完全违背社会公德。若任其泛滥下去,必然败坏社会风气。     

“竹叶清”酒

“竹叶清”酒豫生《光明日报》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起，连续用了１１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汾酒文化与企业文化系列报告”，对我国的名酒汾酒的发展历史、地位及其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表述。其中涉及到以汾酒为母酒配制的另一种名酒“竹叶清”，在古代小说中的记载，只提...     

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与形式──兼谈国有产权的改造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现代自由企业制度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如何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自由企业制度，从而使改革既是“社会主义改革”，又是“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公有制改革这一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公有制的本质是废除“所有者主权”，确立“劳动者主权”；公有制的条件是生产社会化、商品经济金融化、生产资料丰裕、人力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公有制的基本运行形式是信用形式和股份形式，公有制改革要“淡化产权，强化责任”，使公有资产“无期信用化”和“优先股份化”；主张建立公有资产的有限赔偿的责任制度。所有这些现点对认识公有制、探索公有制改革的方向和途径，都具有重要意义。     

“释放生命的符号”：论子清的现代诗创作

学者作家子清，本名钱澄，江苏泰州人。其人研究与创作兼擅，诗歌小说散文各体皆工，已出版学术专著、长篇小说等。2013年又新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思--子清现代诗选》（文中引文若未作特别标注，均出自《思--子清现代诗选》，2013年版），这本诗选是诗人近几年沉潜之作的精选，亦是其创作更为全面和成熟的明证。     

论欺诈客户的法律界定

欺诈客户仅指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中违反客户真实意思,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各国证券法律大多对欺诈客户的行为从法律上进行明确的界定。我国证券法律规定虽然前后有一些变化,但总体上对欺诈客户的行为界定较为详细。     

关于土地划拨中“非营利性”界定的思考

土地使用权是价值重大的资产,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意味着无偿的或者只付出极少的土地取得成本,非营利性的设施用地可以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如何界定"非营利性"关系到土地使用权这一重大国有资产的处置及流失问题。本文对现有的法律规定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各地的实践经验,提出"非营利性"界定的几点意见。     

“蝴蝶效应”与“紊乱论”

1990年2月上旬,紊乱论国际会议在悉尼召开。其间,“蝴蝶效应”、“紊乱论”等词频频见诸报端,一时成为走俏的术语,致使有人预言:紊乱论将是“统领21世纪的科学理论”。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气象学家在做模拟试验时,因舍去小数点后面微不足道的几位,结果却使该气象模型与原来大相径庭,变得完全认不出来。据研究紊乱论的学者说,南半球某地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翅膀带起的气流,几星期后可能变成席卷北半球某地的一场龙卷风。就是说:一个极微小的起因,经一定时间及其它因素参与作用,可以发展成为巨大而复杂的结果。这就是导致建立紊乱论的最初几项发现之——自然界的“蝴蝶效应”。紊乱论是本世纪70年代随着机算机的普及和应用逐渐开始建立,80年代已有越来越多的     

晚清国粹派论清学

<正> 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新的也是最后的一次高峰.因时代条件的缘故,它跌岩起伏,异彩纷陈.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派在近代较比更早更系统地对清学进行了总结,其研究成果在这一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探讨国粹派论清学,不仅为正确认识晚清国粹派所必需,同时对于促进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是有益的.     

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

本文说明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由于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上海租界在晚清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据点,又是中外资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基地;租界当局有与清政府勾结镇压革命的一面,也有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或减轻封建清廷对资产阶级新党迫害的一面。资产阶级新党利用了租界的特殊条件,把这里变成他们在国内进行民主爱国运动的主要集结地、宣传中心和逃避清廷迫害的避难所。对于晚清革命的发展,上海租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论作为道德义务的“公民不服从”问题

本文阐述了合法权威与道德自主的悖论,分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并最终在法理范畴推断出道德上的公民不服从与法律体系本身的自洽,最终认为,公民不服从,不仅是公民的道德义务,更应当为法律体系结构本身所包容,任何人都不应当以法律或者其他原因为借口,从而放弃道德自律。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界定

电子数据是信息化时代在证据领域的反映。对于这种新的证据类型定位,一直存在各种争议。由于中国《刑事诉讼法》是通过证据存在形式来划分证据的,因此,电子数据的内涵与外延均应当围绕这一标准进行。同时,在电子数据的认定上,应当区分证据能力认定与证明力认定两个步骤。在证明力认定时,电子数据还应当遵循补强证据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     

“异化消亡论”与“异化转换论”的症结及“异化贯彻论”的出场

关于马克思的“异化”存在着两大争议：“异化消亡论”与“异化转换论”。“异化贯彻论”认为,异化问题通过经济批判的路向一直贯穿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至“资本论”（《资本论》及手稿）,即《44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到“资本论”的“雇佣劳动”,其本质性的内容没有改变,都是对资本社会的生产本质的提炼,只是后者对前者进行现实的论证与理论的推进,体现出异化研究的“贯彻性”。     

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关系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民政工作中最常遇到的两个概念。过去，理论界通常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基本手段之一，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被界定为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扶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6项制度，其中民政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涉及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大部分内容。因此，近年来，社会保障一直是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社会福利是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但是，1998年3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帼务院机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