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发微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现存对此语最早的注释是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的《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又有语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据此,后世学者便普遍认为此语说的是修身所学三门课程的先后顺序,以为其意是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研读再三,总觉此解于理难安。孔子讲授课程也许真象《大戴礼记》所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此语却未必是陈述讲授课程的顺序。疑之者有四: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袁枚的山水景物诗

袁枚性灵说诗论既重视抒发主观真性情,亦注重创作时的“江山之助”及表现其对江山景物的审美感受,故有“万里归来说武夷,江山成就六年诗”(《春日杂咏》)的说法。袁枚一生遍游名山大川,足迹印满大江南北,特别是脱离官场后多次远游;到八十老翁时仍徜徉于自然美景之中。赵翼称曰:“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读随园诗题辞》)袁枚的山水景物诗以独有的审美体验、空灵活脱或富于生气的形象,行云流水般自然的语言,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溱洧》句读一得

《诗经·郑风·溱洧》两章诗中有五句重复出现的男女对话:“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圩且乐。”自汉迄今,治《诗》者大都把三、四、五句理解为诗中女子所说。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理解显然是欠妥的。不能正确地句读这几句诗,又势必不能完好地理解全诗的意境。先看汉代经学家郑玄是怎样为之作笺的:“女曰观乎,欲与士观于宽闲之处。士曰已观矣,未从之也。女情急故劝男,使往观于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宽大又乐也,于是男则往也。”这里郑玄第一个定调认为“且往观乎”和“洧之外,洵圩且乐”都是女子的话,是为劝诱男子再往而说的。唐朝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女谓士曰观于宽闲之处乎?意愿与男俱行。士曰已观乎,止其欲观之事,未从女     

论儒家的境界观

<正> “境界”一词如何解释,可能多种多样。据《辞源》上说:“《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是“疆界”的意思。另外一种意思来自佛教。《无量寿经》上说:“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是说人所达到的一种修养境地。我们所讨论的“儒家的境界观”是就后一种意义说的。     

《诗经·卫风·氓》辨疑

《氓》是《诗经·卫风》中的第四篇,共六章,每章十句。这是一篇弃妇怨歌,描写一位遭到丈夫遗弃的善良无辜的妇女对自己不幸婚姻的痛苦回忆及内心悔恨怅惘和对天良丧尽的丈夫——氓的愤怒控诉。关于《氓》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仅诗之主题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学术界尚无定论。我们这里仅就篇中的有关问题予以辨疑和探讨。 1 关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关于“氓”字的解释颇多,但基本雷同,如“民也”;“自彼来此之民曰氓……”;“野民曰氓”;“农民的古称”等等。问题在于标题用“氓”,诗中也用“氓”,既是民,为什么用“氓”而不用“民”?既用“氓”,为什么不用名?用“氓”何意?诗序说:“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     

中国传统修辞学美学旨趣二题议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种种美学追求中,崇尚自然之美是独具风流的一种。几乎从道家创始时起,顺应自然之道就成为语言运用的一条“原教旨”。老子在语言美学上重自然,为无为的思想,在庄子的修辞论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说话总是有其内容的.但“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他在《缮性》篇里说得更为明白:“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天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既然“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成了庄子语言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少游岂尽女郎诗——试论秦观诗的思想与艺术

秦观以词名,但其诗作亦富特色。元好问《论诗绝句》曾举其《春日》诗评曰:“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吕本中《童蒙诗训》则认为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与旧作不同”。本文对上述评论有赞同之处,也有不同看法,认为秦观作品可分前中后三期:前期多纪游之作,描绘了祖国河山的秀丽景色;中期转向对政治的关心,表达了保卫宋室江山的愿望;后期因受贬谪,对岭南风光和个人遭际作了如实的反映。诗风清新妩丽,婉曲深挚,辞虽华而气古,在苏门四学士中独具风格,是古代诗歌中一分宝贵的遗产。     

《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新解

《九歌·东君》曰: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论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举长矢兮射天狼”是这几句诗中最为关键的一句,王逸注曰:“天狼,星名,以喻贪残。日为王者,王者受命,必诛贪残,故曰举长矢,射天狼,言君当诛恶也。”洪兴祖补充其说,引《晋书·天文志》“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认为“射天狼”即指“日诛恶”之意。 此后历代楚辞学者对于“举长矢兮射天狼”一句的诠释,皆从王、洪二氏之说。如蒋骥曰:“天狼以喻小人。射之者,恶其因日入而见也。”袁梅也说:“古代传说,天狼星王侵掠,是恶星,弧矢星主备盗贼,是善吉之星。本句意谓:举起我长长的利箭,射那侵掠为恶的天狼。(说明日神为民除害的意志。)”     

末世篇章有逸才——论杜牧七绝的艺术特色

一菱透浮萍绿锦池杜牧对创作,有明确的理论指导,《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词,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认为“意”是文章的核心,“气”、“辞彩”、“章句”都是为“意”服务的。所提出的“理”和“意”是一脉相通的。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因而他的诗文大都立意显豁,主题重大,这在七绝这类小诗中也得到显明的体现。     

《登鹳鹊楼》诗作者考实

《登鹳鹊楼》诗作者考实程希超《登鹳鹊楼》诗是首登临远眺的诗，只有四句二十个字：“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但名遏行云，的转桑陌，历岁月而愈荣。其妙处通人见知，已成共识。只是诗的作者有王之涣（矣）、朱斌（佐日）二说，且各执一据，...     

论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

诗歌之美,古今共谈。然而正如严沧浪所说,诗美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知其美者多,而真知其所以美者少。在本文中,我们想对诗歌所固有的艺术审美规律,试作几点新的分析和探讨。一、诗歌语言的艺术特点人们常说,诗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说法虽不错,但却并未指出诗歌语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诗歌语言具有两大特点:(1)它是一种形象语言。(2)它是一种讲究音韵声律,因而具有音乐美感的语言。第一个特点乃是一切文学语言(如小说、文学散文等)所共有的。第二个特点则是诗歌语言所独有的。     

陶渊明留下的遗产

国人不知陶渊明者大概极少，真知陶渊明者却也不多。知者，知其名声极大；不知者，他为何有这么大的名声。说起陶渊明其人其事，实在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功，而尽是些琐碎的小事，诸如“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好读书不求甚解”，赋《归去来兮辞》、著《桃花源记》，喜饮酒、其诗酒味浓郁，     

“情”与“理”

宋代的“道学”诗人,往往在诗中大谈“性理”之学,通篇都是议论和说教。严羽针对这种“以议论为诗”的倾向,提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的见解,这是切中时弊,很有见地的。列宁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不能离开感情而存在。”文艺创作更是一种强烈的感情活动。优秀的作家总是怀着强烈的爱憎感情来评价生活,以自已的全部感情来孕育艺术形象的。因此,古今中外有识见的作家文艺理论家,都十分重视感情对文艺创作的作用。陆机在《文赋》中很强调“情”,刘勰明确地把“情”列为艺术形象的四因素之一,并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写道:“艺术是这     

李贺诗的格调

一自然淘汰是无情的。任何事物,如果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足以与其他事物争胜,它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对于艺术作品,似乎更是如此。李贺的诗留传至今,魅力未尝或衰,原因何在?以什么特色来争胜?从同是描写音乐的名家作品来看:白居易的《琵琶行》用一联串妙喻,以声拟声,具体而可捉摸,音乐形象鲜明,琵琶仿佛即在耳际弹响,俨然大家风度。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歌》先如王褒《洞萧赋》“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一样,用“以声比心”法,状乐声如泣如诉,变而为激昂慷慨。继则以随风飞扬的柳丝,描摹乐声的轻柔。复又按指荡吟,如见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话”家数考论——兼谈宋人“说话”分类问题

歧见的来由宋人“说话”不只分“科目”,还有“四家数”的划分,“家数”就是门类。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西游记》神魔故事的先导,中国俗文学史上的名篇,它的“说话”家数问题却是个应予解答而又难于解答的问题。其所以然,就在于:正确地解答这一问题,它不只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取经诗话》所属社会思潮的认识,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人“说话”分类标准的理解,其意义是多方面的。然而,世传宋元有关著作却均未言及《取经诗话》的“说话”家数问题,宋人话本其可确定为“说经”者,似又百不一存,无可参照,要对问题作出密合事理的解答,谈何容易! 唯其如此,所以对《取经诗话》的“说话”家数问题,一些文学史著作审慎地予以回避,只字不提,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一些文学史著作认为是“说经”,理由则不外是说《取经诗话》写的是三藏法师西行求法,如北京大学中文     

谈方玉润的《诗经》研究

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自号鸿濛子，是清代有名的《诗经》研究家摹妒肌芬皇楸蝗酥厥樱矶嘌芯俊妒返闹骱臀难罚家隽似渲械募狻?方玉润自称要“原诗人始意”,亦即寻求《诗经》本义,这是困难的。来欧阳修《诗本义》中分《诗》义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四类。清人皮锡瑞在《诗经通论》中说,“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为本义尤误。” 在孔子以前,《诗》据说是王者“陈诗观风”的工具。《左…     

读稗琐记之十二“粉头”释意

在古代戏曲小说中，“粉头”一词多有出现。《辞源》释“妓女”之意时说，“也指不正经的妇女”；《小说词语汇释》“粉头”条释曰：“原指唱妓，引由指不规矩的妇人。”；香港梅节校证、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第3回“粉头”注云：“妓女，也泛指作风不正派的妇女。”以上三部书的解释，“粉头”只有二意，一为“妓女’”二为“不正经的妇女”。其实，“粉头”在古代小说中还有第三意，即艺人，因为古代娼优混称，技艺不分。事例见于《水讲传》中。如51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中，“帮闲”李小二对雷横说：“都头出去了多时，不知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