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歌》的思想意义

在屈原的创作中,《九歌》算是比较奇特的作品。它是以祭歌的形式来表达一种委婉深曲的思想感情,故而人们对于《九歌》的思想意义便产生了许多分歧的解释。自王逸以来多以为《九歌》有讽谕之意,即所谓“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託之以风谏。”但他们往往不顾艺术形象的完整,一味比附历史,寻求影射,结果便难免穿凿附会,故其说多不为现代学者所取。建国以来,主张《九歌》乃纯粹的祭歌,并无讽谕、寄托之说颇盛,而且很有权威,以至为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采取。“诗言志”这句古训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的准则。屈原自己也说:“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由此看来,屈原的写作《九歌》当是有所感而发的。王逸等的随意肢解作品的艺术形象以求讽谕之意,固为我们所不取,但完全否认《九歌》具有讽谕、寄托的意义,恐怕也不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设若《九歌》只是一支     

《子虚赋》、《上林赋》：大一统思想的文学阐释

《子虚赋》、《上林赋》以文学的形式,客观地阐释了汉代鼎盛时期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必然。主要表现在赋中的"巨丽之美"的描绘和讽谕的意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异曲同工。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师法与超越

在宋初诗坛大兴唱和酬答之作,诗风轻佻浮华之际,王禹偁独树一帜,潜心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法方面既有师法又有超越。王禹偁主要从美刺手法、卒章显志手法、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来学习、继承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王禹偁不是完全概念化、公式化的套仿白居易诗歌,而是灵活地吸收白居易讽谕诗现实主义的精髓,创作上带有个性化的风格。     

试论中西讽谕理论的差异

"讽谕说"是西方诗歌的重要理论,中国诗人一开始就将这一理论贯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从中西讽谕的运用来看,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只能是中西诗人对诗歌认识的殊途同归。中西讽谕理论的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别:中国讽谕理论以温柔敦厚为核心,西方则只是解读诗意的一个层面;中国诗歌的讽谕意义主要通过比兴的手段获取,西方则是通过神话故事;中国讽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则是为了解释《圣经》。这种对比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助于在对比中把握这一理论的各自内涵。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说:“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讽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大汉家之“明圣盛德”。关于刺讽的一面,他没有直接谈,但是实际上正由于他在《史记》中对汉天子多有刺讽,才这样辩说的。他又在《匈奴列传》评语中说:“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     

论三言二拍中“梦”的形态与艺术功能

本文以三言二拍中涉及梦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占梦对小说情节结构的影响,并讨论因思成梦对小说刻画人物和叙事手法的贡献。此外,与唐人小说对类似题材的处理相比,三言二拍中记梦小说所表现的人生态度和思考具有世俗化、谐趣化的特点,对民间趣味的追求取代了讽世意味和深刻的人生慨叹。     

关于高校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思考

高等学校考试目前存在的问题可概括为考试内容中记忆成分所占比重较大,考试方式较单一,一次考试决定成绩,这些问题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作者建议增加考试方式的多样性,使教师可根据课程性质选择考试方式,增加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重,增加对学生平时学习的考查有助于促使学生加强平时学习,促使教师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增加学生的创造性表达机会以及与教师之间的双向交流,以适应高等学校即将实行学分制改革的需要。     

试论白领流动对其政治权利的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发展,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白领"群体受关注的程度不断增强.但是,社会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而对于社会流动对白领政治权利的实现的影响关注甚少.政治权利的虚置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更好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确保白领政治权利的实现.     

贵州苗族地区留守老人问题研究

伴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子女不在身边的留守老人正成为日益庞大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贵州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留守老人越来越多。贵州省的苗族人口更高达430万人,占全国苗族人口的48.1%,是全省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苗族留守老人与其他老年群体相比,他们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本文主要论述苗族地区留守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思想观念以及面临的困境,渗透社会工作理念,提出社会工作介入途径。     

蒙古族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状况——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牧区及其他城镇的蒙古族人口作为流动人口开始不断出入呼和浩特市。流动人口作为本民族内的特殊群体,他们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因流动和城市化而大量吸纳新环境的文化,其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对这些年轻人的择偶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的话,那么社会阶层观念则划定了他们的择偶范围。社会结构交融的加深导致了很高的族际通婚率。择偶范围的有限性、经济条件的限制性及他们对世俗文化的崇尚促使他们组建核心家庭。     

明代的城市文化

中国的城市文化,在元代已然确立的情况下,到明代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多更新,而且城市人民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展开与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城市艺术文化活动变得愈益丰富多彩,城市文化的平民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特征表现得愈益鲜明。     

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养成及特点

清代知识女性人数多于历朝,她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与家庭环境、婚姻生活以及与她们不同寻常的阅历有关,而艺妓则是在与名士的交往酬唱中学识大增。此外,清代知识女性关注社会事务的色彩比较明显,尤其是在清初和清末的社会动荡之际。     

三峡地区摩崖石刻的生态分布及其审美风貌

三峡地区摩崖石刻以其自然、野趣的风格呈现在世人面前。从其生态分布特点看，或在溶洞里，或在浪涛中，或在悬崖上，或在峭壁间。正是这种自然、野趣、古朴、典雅的风格和独特的生态分布，使三峡石刻更加神奇诱人、情趣盎然、魅力无穷。     

北京老字号企业产权多元化改制的现状及启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传统老字号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近几年来,北京老字商号企业纷纷从改革、改制和资产重组中寻找出路,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探索出国有资本参股、吸收民营资金、引进外资、管理层收购、职工持股等形式,使企业在老字号品牌、经营等方面取得了经济效益,带来老字商号的发展。     

张炜、莫言小说中的民间取向之比较

张炜与莫言都是齐鲁大地的子孙,他们都对哺育了自己成长的齐鲁大地满怀深情,各自以饱蘸激情的笔墨抒写着对故乡大地的体悟、感叹。不过,在对民间世界的探寻、描绘上,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了相当不同的价值取向:张炜采取了更加知识分子化、更加理性化的视角,有着更鲜明的形而上色彩的精神性内容的追求;莫言更多的是放纵着人物生命的本能和作家艺术的感觉。     

扩招后提高地方院校学生英语听力的探讨

分析了扩招以来地方院校新生英语能力呈略下降的趋势,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教材对学生要求有所提高的现状,有针对性的对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新生进行了切合实际的听力训练,取得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