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诗学——重返艺术欣赏之路

在所谓“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实践已经被非文学的新形而上学所破坏。在这种格局里,“艺术欣赏”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文艺研究”,其实只是以“艺术”为名的千篇一律的伪政治诠释学。这种状况对以审美价值的传播为核心的艺术文化构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当代艺术哲学如果要想有所作为,就应该正视这种情况,让“阅读诗学”取代形形色色的“接受理论”,以便恢复文学作为艺术的存在。     

中国古典诗歌的“不隔”之域——叶嘉莹先生对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特质的相关探讨

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质,应该从超越心物二分的“不隔”世界去体会。这一世界,叶嘉莹先生概括为“兴发感动”或“感发”之作用。从本体角度看,这种“兴发感动”是宇宙之“大生命”中的“共鸣”世界;从其显现或体验的角度看,这种“大生命”之“共鸣”即人类精神的“本质”世界,更确切说,是人类精神中“真诚纯挚”的伦理世界。叶先生认为,这种心物一体“不隔”的“真诚纯挚”之域,应该是中国古典诗歌“赋、比、兴”传统的要义所在。     

古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其”字活用的语用分析

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第三人称代词“其”虽然有时在句子中实指发话人“我”,但是不能翻译成“我”。这是“语用上使用方法的活用”,可在注解中说明其语用义,如翻译成“我”,便失去了这种特殊用法的语用意义。从常见例句看,“其”指代对话中的受话者‘你’或‘您’”的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以"心"为美——中国古代美学的表现主义精神

以“心”为美,是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当然状态的价值界定。这种表现主义的美学观念,存在于中国古代美学的“比兴”说、“神韵”说、“意味”说中。它认为,自然美的本质在人格化、心灵化,人物美的本质在心灵精神,艺术美的本质在心灵意蕴的表现。这种美本质观,渊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内重外轻”的向心文化。     

重塑生命与人类解放--论超现实主义理论宣言的乌托邦精神

文章认为,在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宣言中,体现了一种十分明确的“乌托邦”精神。一方面是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寻找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点”,实现生命重塑的“自救”;另一方面是运用这种“超现实”方式,在历史社会层面实现人类的解放。这种乌托邦精神是20世纪人面对现代文明的压抑所寻找的某种自我拯救方式。     

江湖骗子的反动哲学——学习《反杜林论》

杜林反动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思维的“原则”先于人类实践和客观世界;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就已经有了这种存在的“基本原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不过是这种原则的应用。他把这种离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永恒的“原则”称为“世界模式”,这个“世界模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框子”,全部客观物质世界统统囊括在这个玄妙的框子里。恩格斯针对杜林的这种颠倒了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荒谬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运用唯物论的     

“好孩子”心理问题分析

在中国,父母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个“好孩子”,很少有人看到“好孩子”所存在的心理问题,以及导致这种心理问题的家庭社会因素。本文通过一个前来咨询的“好孩子”的案例,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这种“好孩子”心理问题的现象、成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谁解书中味

古人读书是非常刻苦的。比如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等等。对于古人这种苦读的态度,有些今人表示不理解,认为这样的读书榜样不宜效仿。还有不少作者在报刊上撰文说．“读书本应是一件快乐的事儿．而古人的这种苦读又何乐之有呢？”     

试论我国“高校新闻”

我国高等院校客观存在着一种新闻现象 ,“高校新闻”就是在这种客观现象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审视并研究这种新闻现象 ,有其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高校新闻”同“社会性新闻”经过比较 ,明显体现出自身的特性     

对流行语“W（P）＋通”中“通”的考察

本文拟在考察流行语“W(P) 通”短语中“通”的语义及其这种短语的组合功能,并分析了这种流行态势产生的原因及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语用价值。     

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全国文化中心

"全国文化中心"的核心是"文化",而这一"文化"不可能专属儒学、国学,或者新儒学意义上的文化,而只能是三者之上的文化。当代的"文化"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分裂、精英与通俗的对抗范畴,已经广泛渗透到物质—日常生活深处,导致其存在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有重大差别,形成了物质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等范畴;"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大文化,体现为广泛包容和汇集,文化内部分类替代分层,文化关系的和解代替对抗,文化价值分享代替对立。北京作为中国当代文化成就的最集中体现者,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全国文化中心,具有战略意义。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蝴蝶君》:从边缘走向中心

在传统的美国戏剧舞台上,表现东西方爱情戏剧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剧中的西方男人总是身处突出的中心地位,而东方女性总是身处边缘。当代美国剧作家黄大卫努力重新建构遭美国式的东方主义话语所压抑的亚裔美国文化。他在其代表作《蝴蝶君》一剧中跨越传统戏剧的框架模式,将剧中男"女"主角的关系作了象征性的转换,从政治、文化、哲学以及男女性别诸方面颠倒了传统东西方角色关系,使东方女子的形象挣脱了"边缘"枷锁的束缚,从"边缘"走向"中心"。同时,剧作者希望该剧能够纠正种种文化和性别的错误感受,抛弃旧有的刻板印象,由对立、对抗转为对话和交流。     

从“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長いものに巻 かれろ」看中日“时务观”

“胳膊拧不过大腿”这句谚语在汉语语境下广为流传,在汉日谚语对译时通常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它与「長いものに巻かれろ」对应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仅仅在某一意义领域相同,而在故事原型和具体运用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中日不同民族文化的反映。这两句谚语体现的截然不同的“时务观”是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     

"三个代表"与执政党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一种基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批判意识和探寻意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七·一讲话"的思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它具体表现为政治忧患意识、文化忧患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表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清醒的政治理性和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     

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丽"范畴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丽"揭示的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丽"范畴逐渐成型,"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建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唐宋时"丽"范畴走向兴盛,"丽"是唐宋诗、词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唐宋诗学、词学理论自觉地对之进行了理性把握。元明清时期是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它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人们对"丽"的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汉语中i韵尾字的汉、日读音对比研究

日本政府公布的《常用汉字表》中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读i韵尾的汉字共 15 7个。除去 10个古入声字 ,归纳出了其余 14 7字的日语音读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音、汉语中古音的对应规律 ,以为母语是汉语的人记忆日语音读词提供捷径     

中国“诗性智慧”的早期生成

"诗性智慧"是一扇通往古代文化形态的窗户,它的出现是古代文化形态敞亮与解蔽的契机。着力分辨中西文化谱系早期"诗性智慧"的根本区别,通过文字与思维心智结构的剖析,经由"诗性智慧"载体的判断,对中国"诗性智慧"的民族特色和早期生成状况进行本源性的审视。     

江泽民执政为民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

江泽民执政为民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行现代转换的结果.江泽民通过对传统"民本"思想,如民为邦本、为民请命、勤政爱民、重德修身、倡廉反贪等思想的现代转换,最终确立了执政为民思想的本质、核心、基点、思想保证、政治保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     

中医“证”“象”的现代哲学解读

百余年来对中医学的捆绑,皆根源于物质本原论哲学,而物质本原论属于还原论。现代科学和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已证明,物质并非宇宙的本原和唯一实在,关系存在要比物质实体更为本始,更为丰富。"证"为病"象",所标示的是人之生命系统的自然整体关系,其内涵和所藏信息远大于生命系统的物质构成,并对其有统摄作用。辨证论治不细究因果关系,却把握并合理处置了全部相关因果关系。中医之"证"和"象",不能还原为西医之"体",二者属于在认识上永远不能沟通的两个层面。中医之"证",是独立的能够自成体系的科学领域,有自己的无限发展远景。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切现代科学和西医学的成果都可以考虑为我所用,但一定不可放弃以"证"/"象"为本位,一定要保持对对象自然整体状态的全面考察。超越片面性哲学的束缚之难,是中医存亡与发展的根本所在;同时,在面对这种难局的斗争中,从中医的视角,更加彰显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的伟大成就。维护和弘扬中医学,既是时代赋予我们发展中国医学事业的使命,也是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