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反思:透析刑事案件初查制度

初查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实践的产物.刑诉法有关立案程序的设置、犯罪的复杂化和诉讼实务中对立案指标的应用,是形成这一制度的法律原因和现实原因.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初查制度发挥着保障人权、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基于现行刑事程序法律框架的限制,初查制度不仅面临着合法性不明、法律性质不清的理论困惑,而且难以发挥案件分流的功能.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立法上取消立案程序,在"明示初查"与"默示初查"两种模式间作出选择.在当前立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应当肯定初查制度的存在价值,正确运用初查的方法和有效使用初查中获取的证据材料.     

初查程序废除论——兼论刑事立案机制的调整

初查是指侦查机关为确定案件是否符合刑事立案条件而进行的初步调查活动.该程序机制最早为提高立案质量而设,此后因“实质性的立案审查标准”及“计件式的绩效考核机制”而逐渐发生异变.在司法实践中,初查行为不宜作统一定性,有些“具有社会调查性质”,有些则是“准侦查行为”.司法实践中“以初查代替侦查,侦查阶段前移”的现象时有存在,废除初查程序实有必要.但为保障立案质量,时下的刑事立案机制应作相应调整,包括改革立案审查标准以及改革绩效考核机制.刑事诉讼中“自然演进”所形成的制度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严格以正当程序为依托.     

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探讨——兼论侦查程序改革

遵循刑事诉讼运行的基本原理和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取消立案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开端的独立地位。借鉴不同诉讼模式国家的立法例,将其改造为一种犯罪信息登记制度,作为侦查的前期工序,发挥司法统计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功能;建立随机型的刑事诉讼启动模式,吸收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以及实践中“初查”的做法,将其完善为初步侦查(调查)阶段,对案件进行分流。并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制约,尤其要预防强制措施的滥用,提高刑事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水平。     

论律师伪证罪的立案启动与规制完善

律师伪证罪立案启动制度的理论基础有三:宪政精神是立案启动制度的最根本性因素,刑事政策是立案启动制度的基准性因素,启动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是立案启动制度中最活跃的因素。我国律师伪证罪立案启动制度的特征有二:一是本土色彩浓重,二是立案渠道单一。本罪立案启动机制的缺陷有三:强制措施方面存在问题;立法上的抽象导致立案启动的随意性;本罪的立案启动容易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认罪——律师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律师妨害作证(或伪造证据)——立案启动的生成模式。目前我国的立案启动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从以下方面来完善:完善管辖制度与回避制度,引入司法审查制度,要确立法院对公安机关行为的指挥与监督,相关沉默权制度的建立,以及创设辩护人非暴力犯罪的强制措施豁免制度。     

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优先权——以控制下交付措施为切入点

金融危机全球化背景给刑事法领域带来了激烈震荡,随着经济前行乏力,世界范围内的腐败及其衍生犯罪日益猖獗,各国积极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其中强化职务犯罪控制手段成为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有效提升打击腐败行为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侦查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侦查幅度,特别是对一系列特殊侦查手段的授权和准许值得关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仍存在侦查手段单一、侦查效能低下的现实短板。从侦查行为的客观规律及职务犯罪行为的自身特点出发．我国检察机关应确立特定条件下特殊侦查措施优先适用权,并积极设置优先适用的途径和渠道,具体可体现为对国内法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优先权、对其他侦查手段的优先权、不受重罪原则与比例原则限制四个方面。作为具有典型性的特殊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措施具有优先适用的现实价值,在必要的程序规制下的优先适用可以取得较为良好反腐效果。     

论立案型留置措施

从留置决定作出的阶段或环节来看,可以将留置措施区分为“立案型留置”和“调查型留置”。立案型留置是将留置措施部分嵌入立案程序之中,在作出立案决定时同步决定采取留置措施;从外部来看其具有相对的同步性,从内部来看其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其适用条件具有双重性。我国各级监察机关在实践中自生自发地开展了立案型留置的创设与探索,这主要源于立案型留置部分回应了留置措施类型化、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有利于克服监察立案公开制度的弊端,监察机关对立案法定要件存在过高把握倾向等因素。但是,立案型留置与现有监察立案制度、初核限定规则、留置证明标准等制度之间具有潜在的冲突关系,在实践运行中可能带来相关制度异化风险。因此,对立案型留置的适用范围、运行程序等内容予以限定和完善。     

我国贿赂犯罪立案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以事模式的立案程序实现了对大量普通刑事案件及时有力的侦办。然而,对于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其犯罪事实的发现及其后继侦查并不符合先事后人的发展规律,现有的立案模式不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而且还对案件的办理造成实质影响。应建立符合贿赂犯罪查办规律的、集启动、初查、查问、决定环节在内的立案程序。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基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当下中国正处于职务犯罪的多发期。这些职务犯罪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人民安康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查处。同时,为了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我们必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力,必须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规范化。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型实务工作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职务犯罪侦查改革》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之立场。     

建立"主动型"侦查机制的思考--以检察机关侦查线索获得机制为视角

现阶段我国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运行的是"被动型"线索获得机制,这种机制是过去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在今天的作用已微乎其微.要改变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案源匮乏的状况,必须建立"主动型"侦查机制,如完善包括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内的各种配套法律制度,出台包括"阳光法案"在内的一系列反腐败法律,运用大量的高科技手段为"主动型"侦查机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等.     

对我国刑事侦查启动模式的思考

侦查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因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又具有侵犯公民权利的重大可能性。侦查权的这种双面性决定了立法者必须认真对待侦查权,而认真对待侦查权的首要任务必须慎重对待侦查的启动。我国的侦查启动模式是以立案程序作为侦查启动的标志,但是这种繁琐的严格控制型的侦查启动模式既违背了侦查启动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也容易造成诸多弊端。本文从侦查启动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入手,分析了我国刑事侦查启动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论刑事司法中的秘密侦查措施

秘密侦查措施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但我国立法对与公民权利保护关系重大的秘密侦查措施不作任何规定 ,导致大量“法外立法”、“法外执法”等背离程序法制要求的违法现象的产生 ,这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秘密侦查措施的存在和被限制集中体现了自由和安全价值之间的冲突和平衡。克服我国秘密侦查措施因其神秘化倾向而造成的消极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其进行“法制化”改革     

技术侦查行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立法具体化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技术侦查行为时应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侦查理念、转变侦查模式、坚持正确的权力行使原则以实现在侦查程序中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案与证据收集

伴随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断成熟完善,商业贿赂作为一种潜规则,逐渐蔓延并渗透到各个行业,愈演愈烈。国务院要求加大打击力度,深入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重点部位的大案要案和窝案串案。完善查处对策是加大打击力度的重要手段。多渠道获取线索、科学实施立案审查、强化各类证据收集手段的运用,成为高效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主要对策。     

论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造——比较法视野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诉讼的特性.但是我国目前侦查程序的行政化特点明显,弊端众多,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是运用三方组合诉讼理论重新构建侦查制度.本文从我国现阶段侦查模式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过比较法研究的手段分析西方主要国家的侦查程序,进而提出我国侦查程序实现诉讼化改造的必要性.     

论科技侦查的信息导侦模式研究

科学技术是现代侦查发展的动力,信息导侦是科技侦查的基本模式.阐述科技、信息与侦查的关系及结合形成的侦查模式,分析信息导侦的特点和常用技术方法,提出信息导侦模式的运行原则、方法,以促进现代侦查理论的发展.     

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及其控制--以结构主义为视角

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较为普遍,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仅是办案人员的道德、业务素质问题,而且与侦查程序结构密切相关。本文以结构主义为视角,根据侦查程序结构不同类型的特点,论述了侦查程序结构与刑讯逼供的关系,并对我国侦查程序结构的选择提出了理性思考。     

大数据侦查的适用限度与程序规制

大数据侦查通过数据搜索查询、对比碰撞、挖掘分析等方法进行犯罪回溯侦查与预测防控,其高度技术性、适用隐蔽性、运行多维性使得侦查权内部张力增强,侦查权呈现扩张趋势。传统侦查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泛用大数据侦查存在冲击刑事正当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等风险。大数据侦查广泛干预公民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其属性当为强制性侦查措施。结合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运行样态分析可知,现行侦查措施体系规范难以容纳大数据侦查,应回归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侦查比例性原则、侦查不公开原则,调适大数据侦查的应用范围与适用限度,并从刑事程序规范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机制、辅助配套机制三方面构建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体系。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现实困境与优化配置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当下中国正处于职务犯罪的多发期。这些职务犯罪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人民安康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查处。同时,为了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我们必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力,必须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规范化。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型实务工作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职务犯罪侦查改革》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之立场。     

教会学校立案中的宗教教育和华人管理权问题研究--以广东教会学校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以教会学校的相继立案标志着西方差会在中国办学不受约束状况的结束。教会学校立案过程中,差会和教会学校方面最为抵制的取消宗教课程问题在政府的强制下不得不妥协,华人行政管理权问题则在华人基督教教育界的努力下得以解决。通过对广东地区差会和教会学校的具体考察,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