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的困境与新公共管理

面对西方各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机构的改革 ,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官僚制组织已经出现了缺陷。但是 ,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不应全盘否定韦伯提出的官僚制模式 ,同时 ,继承也不是简单复制 ,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 ,对官僚制进行合理扬弃 ,既保留它的合理成分 ,又变革其不合理成分 ,并发展其新内容 ,从而找到建立新的行政组织模式的突破口。     

官僚制组织: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

本文主要目标是证明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自韦伯首次提出以来,该组织形态就是一种能够大规模程度上纯粹以技术上的优势见长的组织形态。虽然其本身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其根本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的基本结构在政府部门中一直存在着。马克斯.韦伯后的组织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完全取代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并且在信息时代下政府部门再一次地向整体性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回归。     

网络社会对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影响

网络发展是人类关注的一个焦点 ,它必然对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通过分析官僚制组织结构的特点 ,将其与网络社会中的组织结构进行对比 ,然后分析官僚制在网络社会的新特征 ,对于我们加强组织管理、推进行政管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超越官僚制——浅议政府行政组织建设

在政府行政组织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完善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转变，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西方已经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民主化、个性化、信息化改造，以适应行政组织发展的需要。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走出官僚制困境

官僚制是作为19世纪初就盛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共管理模式,它在工业社会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以来,官僚制在新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已经显得不太适应了.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限制民主、效率低下、压抑个性、应变能力差等弊病不断地凸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因此,走出官僚制的困境,对官僚制的改革不可避免.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改革,这一治道变革预示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正在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后官僚制行政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根源即传统官僚制的当代困境,揭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主流趋向--后官僚制采用的行政范式以及它的理念抉择.     

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实践研究

官僚制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主体,在政体价值观上应服从宪政目标.但其曾在前期的专制背景下出现了宪政的缺位,价值的迷茫.雅典宪政试验的启迪,使资产阶级革命者取得了宪政革命的胜利,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行政实践中,这一体制的工具理性超越了价值理性,使其偏离了宪政并陷入到不可自拔的困境;八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给困境中的官僚制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使其走向生机的是充满宪政理念的新公共服务运动,它秉承传统的宪政理念,并对其有了新的诠释,给予行政实践新的行动启迪.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服务型政府中现代官僚制的建设途径

现代官僚制尽管饱受争议,但作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治理工具和制度范式,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彻底颠覆。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范围内,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伦理创新、公共服务人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德治型官僚制、代议式官僚制、参与式官僚制和信息化官僚制,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得更远。     

NGN网络时代舆论的形成与影响

NGN时代,网络舆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舆论形式：一是具体事件引发的舆论;二是价值观念与信念形成的讨论性的舆论。舆论的情绪色彩浓厚,有喜、怒、哀、惧四种基本的舆论情绪。NGN时代,网络舆论的焦点内容可能主要集中在与国家的基本国策或有关的事件方面。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即为集体与个人意见的相互影响的过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将持续加强,网络舆论会对民众产生积极与消极两种影响。     

网络民意的政策输入与传导机制优化

借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构建网络民意、输入途径、政治系统的分析框架。我国网络民意的政策输入需要疏浚制度化的通道,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之以及第三部门和网络精英的引导作用,完善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传导机制,实现信息表达、回应、反馈的统一。     

公共舆论：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

若干年来,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倾向,那就是重视民主制度和法律文本的解释,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现象的分析,而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往往被忽略了。美国民主的运行实际上是建立在公众对制度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公众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是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是民主制度的社会支撑,如果撇开公共舆论,美国的民主也是不能够成立的。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国公共舆论的结构和分布状况,指出公共舆论对于民主的重要意义。     

论网络媒体对中国社会舆论格局的影响

网络媒体正以其巨大的技术力量改变着人类的传播进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网络媒体的重要意义在于商业领域、生活领域的无限延伸及政治领域的理念提升。网络媒体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舆论格局,使民意得到最大限度的表达。同时,对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至关重要。     

论民意表达的三个维度

现代多元社会,民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倾向,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进程而展开和升温;我国民意表达的自由度和广度也大大提升和拓展。但民意表达仍然存在道路不畅、表达分散和无序化、表达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民意失真、失效和失范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应通过对民意的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引导和规范完善,建立和健全有效、有力和有序的民意表达体系。     

非政府组织概念再认识

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缘起于联合国宪章。当前对非政府组织概念的认识有四种不同视角:公共管理的视角、结构和价值导向的视角、突破政府——市场二元结构的视角、基于中国语境的公民社会视角。非政府组织概念的结构化定义应该建立在以上视角之上:非政府组织是指由公民个人或其他团体、机构为实现公益或互益目标发起的,具有一定治理结构、独立自主运转的、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一新定义可从以下几点理解:后工业社会是理解非政府组织概念的时代背景、非政府组织的发起主体是多元的、道德取向和伦理精神是非政府组织的根本特征、非政府组织是承担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需要有规范的"治理结构"、非政府组织须具备独立性和自主性。     

新闻舆论监督接受监督的路径分析

对“监督舆论”的误读,是反对舆论监督接受监督论者的症结所在.舆论监督的公权特性,舆论监督的突出问题,以及有效监督措施的缺乏,凸现了舆论监督接受监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会对舆论监督的监督,应该是有利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而不是压制和消解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在自律层面推行严格的职业道德教育、严密的采编流程规范、严厉的责任追查机制的同时,还应该在他律层面解决监督依据、明确监督主体、创新监督机制.     

运用权威对话法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但同时,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科学运用权威对话法,搭建权威对话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长期有组织地进行权威对话,对于引导网络舆情、了解民意、凝聚和振奋民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网络涉警舆情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国内网络涉警舆情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警民关系建立、公安工作新机制构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对国内网络涉警舆情的研究,对国内网络涉警舆情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发生、发展、结束的特点、原因,试图探索其中的规律所在,以便采取有效的针对性的措施更好的应对网络涉警舆情。成果颇丰。对国内网络涉警舆情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为建立公安应对网络涉警舆情的新机制开启思维。     

“官僚制”的文化省察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以及他的合理性、合法性范畴 ,是 2 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但是 ,在韦伯的这一学说中 ,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官僚制和合理性问题上的各种缺陷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作了思考 ,并提出了人文救治的方案。但是 ,韦伯的方案只不过是在官僚制外部寻求补救。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 ,但交往合理性如何内在地包含着整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动力 ,却是不清楚的。所以 ,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实 ,科学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走向与文化重合的客观趋势。即使在过往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理性建构中 ,如果进行哲学的终极追问的话 ,也可以看到文化和价值特别是信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