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教育管理述评

文章对汉代太学产生、发展及演进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地梳理 ;对汉代太学在教育教学管理上的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与探讨 ,尤其是对汉代太学在教师管理、学生管理、教材管理和教学管理上的特点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分析概括     

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管窥

汉代太学作为官办的最高教育机构,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为了促进儒学的传播,以及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而创建的。为了确保太学能够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国家不仅确立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更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对其加以规制。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的确立,不仅使太学直接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同时也促进了太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汉代教化的源起及其德育职能

教化是德育的职能,德育的教化职能源起于汉代.为巩固统治,汉代的儒学之士认识到教化的治国地位,说服了汉王朝的统治者设立太学、地方官学,招收学生进行教化,并且把教化作为德育的一个根本的职能.教化超出了先秦道德教育的界限,德育从此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与巩固稳定的政治联系起来,进入了政治家的视野.     

汉代政治文化与社会和谐发展

汉代儒家政治文化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等思想,提出德刑并用、以人为本等治国理念,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政治思想保证;制定"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为社会和谐发展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倡导自强不息的政治追求和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心理基础;倡导"分权制衡"的理念,为社会公正公平、安定有序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传播政治文化,促进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为社会和谐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儒家政治文化是汉代社会和谐发展的巨大杠杆,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法制保障和思想道德基础;而社会的和谐发展又是汉代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汉代经学与汉代辞赋创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是此后汉代士人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着内在联系;汉代辞赋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与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相一致;汉代儒道互补,影响及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理想追求的思考,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儒家人格思考意味颇重,而东汉中后期至汉末,道家人格思考则有渐趋强盛之势.     

进取时代的退却与守望——论汉代士人的隐逸之风

在社会文化、风习、政治状况等多种因素变化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隐逸在汉代经过了由微而显、高潮迭起的发展过程.西汉中期以前,新道家和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先后确立导致了隐逸陷入低潮;其后,儒家理想主义的破灭、不仕二姓观念、援道入儒潮流、明哲保身处世哲学、知识主义兴起及政治状况不断恶化共同催生了汉代隐逸的高潮.在受社会文化、风习、政治影响的同时,汉代隐逸群体在推动文化发展、砥砺社会风习及改良政治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     

汉代太学与古代高等教育

论文首先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进行了简单描述,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学模式-汉代太学。最后对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     

论两汉太学的历史作用

汉代太学正式成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其发展速度和规模,是世界教育史上仅见的。它的历史作用为:一、使儒学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二、为地主阶级培养了大批官吏及其接班人;三、使统治阶级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利其统治世代延续。汉代建立太学是中国地主阶级利用教育阵地来巩固本阶级统治的一项成功的政策。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论西汉贤良与文学对社会变革之争

汉昭帝时期的西汉社会处于转型阶段。为处理长期积聚的社会问题年口化解社会矛盾,贤良和文学对义利、盐铁官营和奢侈等关系到汉代长治久安的主要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对当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汉代政治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之一;对汉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和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经学与汉代史学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地位是在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逐步确立下来的,受其影响,该时期的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濡染和熏陶,治经儒者的作用和贡献,都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儒家经学和史学有着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汉代蹴鞠述论

汉代是蹴鞠发展的重要时期，活动群体广泛，形式多样，并初步形成了竞技规则。随着长安政治、文化中心的确立，蹴鞠的盛行区域存在着从山东经河南向陕西推移的现象。汉代蹴鞠最重要的物化形式是汉画像石，其广泛存在，除蹴鞠在汉代盛行外，还与汉代士人借物喻政的思想意识有关。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汉代墓室艺术品反映的汉代农耕文明初探

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砖石和陶明器,是汉代社会思想和文化的产物,具有特定的艺术功能,也是汉代艺术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构成内容。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江苏、山西、浙江、云南、内蒙等地。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农业题材的有农业技术、农具改良、普及牛耕、水利灌溉、粮食加工、畜牧和养殖等。为我们研究和了解汉代艺术风格特点和农业生产发展状况,提供了直观和宝贵的资料。     

西汉中后期的儒宗宰相

西汉中后期出现了一批"儒宗宰相",他们是当代鸿儒,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文化素质而言,堪称杰出人才。但是他们所逢之时,相权已经受到严重削弱,在皇权加强的政治体制下,他们难有大的作为。作为"识时务"的儒者,他们中的多数以"持禄保位"为基本的人生宗旨,缺乏责任感,在政治上不敢建树。这也为西汉后期的朝政蒙上了阴影。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宠用辞赋之士，招致了朝臣的激烈谏议，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汉末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历来学者虽有论及此事，但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汉代文学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展示鸿都门学的设立在学术上多方面的背景；然后通过分析汉代选举制度的常规，指出激发“鸿都门学事件”之深层原因在于触动汉代以德行儒术为内容、以乡举里选为规范的人才选举制度。论文还认为鸿都门学事件与党锢事件联系在一起，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衣冠大族与单家寒门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有内在的关系。论文的写作目的也在于通过鸿都门学士事件的考论，展示汉代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汉末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