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与国家义务

文化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义务主体虽然是不特定的,但从伦理和法律上可以推知国家应当承担主要义务：国家义务包括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作为两个方面。消极的不作为主要指国家不得利用其权力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肉体上或文化上的灭绝或同化,也不能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歧视待遇或排斥其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国家的积极的行动包括适当立法、采取优惠政策和特别措施、提供资源、促进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促进充分参与、“正当关护”和加强国家合作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权利和义务的理论思考

本文对我国十五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重新研究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古老而崭新的理论课题，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企业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论新兴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

新兴权利喻示着现代法律制度与社会创新实践之间的现实张力。新兴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要基于一定的合理性、正当性与有限性。学界现有研究对于新兴权利的保护问题,分别形成了宪法保护论、渐进入法保护论和行政立法保护论,相关理论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有研究缺乏义务层面与司法层面的反思,国家义务为新兴权利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可以从权利本位论、"权利-义务"结构理论以及国家作为义务主体的宪法逻辑等角度对新兴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进行逻辑证成。国家保护义务的体系内容包括新兴权利入法的基本原则与判定标准、救济的主要方式与司法图景。新兴权利入法应当坚持维护正当法益、促进发展创新、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的立法原则,同时兼顾可行性与合理性。现阶段,权利推定和司法解释是新兴权利保护的较佳路径。     

人权·道德与权利·义务

人权·道德属于社会伦理范畴 ,权利·义务属于政治法律范畴。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权和使社会秩序有效运转 ,促使人权转化为法律中的权利 ,道德转化为法律中的义务。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哪些人权和道德需转化 ,最基本的原则是应努力促使基础性的人权·道德向权利·义务的转化 ,同时考虑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相信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我们的人权状况会大大改善 ,我们的社会运转也会更加高效。     

再论“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即获得广泛的认可,但也备受质疑。权利本位理论中的权利主要是作为"类"存在的普通的民众个体的权利。因此,权利本位理论是为个体权利保障而构建的理论。权利本位理论不仅包含普通民众或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包含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造成权利话语恶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权利本位理论,而在于没有适格的人或者说是没有恰当权利文化的人。权利本位理论与实践并非脱节,而且与刚性维权没有必然性的关联。     

经济社会权利"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分析

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权利实施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了"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对"逐渐实现"的义务的反思,它承认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某些要素为国家创造了一种立即实现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受"逐渐实现"的义务的限制,并以此作为评估政府义务的基础.委员会正是通过"最低核心义务"来强调政府实施权利的必要的步骤,以此来规避确定权利内容的困难问题.对最低核心义务的界定主要借助于两个被广泛使用的分析框架:一个是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一个是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对最低核心义务概念应从多维视角加以理解,它既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也包括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是一种多维度的义务体系.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     

论禁止权利滥用与和谐社会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向人们宣示了一种价值趋向:在利益面前保持克制,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限制自己的权利.社会民众的普遍限制权利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人不限制权利,那么其他人也同样有滥用权利的权利,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的和谐有序也就无从谈起.限制权利、禁止权利滥用不仅是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还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法治社会中维系社会和谐所必需的精神追求.因此,禁止权利滥用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精神.     

冲突现实中的和谐理想——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研究

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出现的社会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豪斯积极探索,努力构建超越社会冲突的和谐理想,对社会和谐的基础、和谐的内涵以及实现社会和谐的方式等都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其提出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张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不仅对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维度.     

权利的代价——权利限制的根据、方式、宗旨和原则

:权利受法律的限制是权利必须付出的代价。它的正当根据是建构一种和平共处的权利秩序 ,化解多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确保社会责任的承担。法律对权利的限制一般采用“权利附条件”的方式来实现 ,从表面看它是对权利的主体资格和行为自由的限制 ;从深层看它是对权利所设定的利益的限制。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可以任性。只有把权利限制的价值目标定位在关怀和捍卫权利时 ,权利限制才不至于实质性地损害或剥夺权利本身。据此 ,权利限制必须遵循正当性、不贬损性和最低性原则     

民事伴侣的权利与义务——英国《民事伴侣关系法》述评

英国《民事伴侣关系法》以其具体明晰、结构严谨的条款较为全面地规定了民事伴侣的权利与义务,体现了其尊重个人自由选择及追求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价值理念。虽然英格兰及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及海外民事伴侣关系四个部分的内容存在差异,侧重有所不同,甚至对同一内容作出不同的规定,但各部分的立法旨意却是完全相同的,即赋予依法注册的民事伴侣与异性婚姻伴侣平等的法律地位,提供无差别的法律保障。     

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与伦理建设——社会工作者条例权利和义务部分的建议说明

一、我国社会工作者的立法迫切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大决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强调要统筹抓好以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政部抓住时代的脉搏,与人事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     

人权不是任何一种算计意义上的权利——驳赵汀阳先生之“预付人权论”

人权不是任何一种算计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之上的、非功利的元理论.赵汀阳的“预付人权论”,抛弃了元层面的形而上学思考,用做人的“义务”和“人际关系”,作为本来是无条件地赋予所有人生来就有的人权之先决条件,在理论上是一种倒退,在实践上有违世界政治文明的大道.     

论宪法权利的主体

个人是宪法权利的主体,宪法权利主要是指人权.集体不是宪法权利的主体,至少不是宪法权利中基本权利的主体,集体中的个人所拥有的人权也不完全等同于集体中的个人作为其成员的权利.集体人权作为宪法权利主要是指集体中的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集体的权利.集体中的权利有三个层次,即作为个人享有的普遍权利,作为特定人群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以及作为该集体所拥有的集体权利.国家有权利,但国家也不是宪法权利的主体.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审视刑讯逼供,认为刑讯逼供根本违背了我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要求,经深入分析认为刑讯逼供的产生有其特殊原因,并根据其特殊原因提出避免刑讯逼供的相关合理化建议。     

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与伦理建设——社会工作者条例权利和义务部分的建议说明

一、我国社会工作者的立法迫切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大决策。胡锦涛总书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权利——格林论财产权

格林批判了把财产权看作个人权利的理论,主张把其理解为一种社会权利,并以此为19世纪英国社会改革辩护。他的财产权理论,把个人财产权和社会共同福利结合起来,推进了对财产权的认识。     

和谐社会视野下社会工作者角色采择的特点

和谐社会视野下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将在职业动机、工作身份和工作方法三方面重新采择,其结果表现为利他主义的职业动机,主客体交互的工作身份和一事一法的工作方法。这种角色采择需要社会工作者具有和善、和睦和亲和的人格,也需要具有协管、协助和协调的能力。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廉政文化建设

对于腐败问题,人们一般从制度层面分析原因,从加强法制、完善监督等角度寻找反腐路径,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对腐败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中国廉政文化的稀缺是腐败的深层诱因,并通过分析和谐社会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指出和谐社会视野下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路选择。     

论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内涵

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认识与公民程序性权利自身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公民程序性权利的不断扩展,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理解从传统的权利救济视角发展到法律程序视角。基于不同的程序理论与权利观念,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认识可分为工具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本体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和过程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三者共同构成了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