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

陈寅恪先生四十五年前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说李白是西域胡人,八,九年前,郭沫若同志的《李白与杜甫》问世,又说李白虽不是西域胡人,但却是出生在中亚碎叶城的中华汉人。     

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

通过对“两序一碑”以及近世李白研究成果中不实之处的重新检核，否定了上述史料的权威性。并从不同的视角对李白与汉族儒家文化的关系，别有隐衷含混不清的家世，至少通晓一门“外语”以及具有西域人种特征等四个方面进行考证，肯定了“非蜀中说”完全可信，得出了李白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本非汉人、亦非边疆民族的结论。     

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下)

(一) 四十多年前,我国研究东西交通史和西域史的著名学者冯承钧先生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作者在文章开头指出:“大食、波斯、突厥的著作,国人研究的很少,其实这也是一种最重要的史料,大食、波斯、突厥文的撰述涉及东方的,可考者不下五六十种……”关于穆斯林地理文献的价值,美国哈佛大学伊朗史教授理查德·弗赖伊(R.N.Frye)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在七十年代末发表     

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理论与“黑格尔主义的遗迹”

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理论与“黑格尔主义的遗迹”的关系,是其中争论的问题之一。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说,恩格斯“坚持辩证法,挑选一些例子来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对列宁这句话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从而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也产生歧义。如有的从这里进一步推论出:否定之否定就是“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的思想残余”,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公式”;有的说否定之否定     

读李漫笔(三则)

李白诗风,从总体上看,复古倾向较为明显。兼之他又有一些这方面的议论,故古今论言多以之为复古派或“以复古为革新”的诗人。《古风》其一即为常所征引的重要依据之一。 胡小石先生在《李杜诗之比较》一文中引孟綮《本事诗·高逸》载白:“(兴寄深徽)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说而评之云:“这是他崇经的门面话,他所作以七言诗最好,五言次之,四言最坏。”实事求是,深中肯綮。继又引“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大我而谁(与)?”及《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数语,并联系李白现存的九百多首诗“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而内中且有一首只六句”的创作实况,说李白“是一位复古派的健将”,并以所引《古风》其一中语为李白“论诗的大主张”。     

蒙古、突厥之图腾崇拜再探讨──“蒙古先民以狼为图腾”说质疑

蒙古、突厥之图腾崇拜再探讨──“蒙古先民以狼为图腾”说质疑苏鲁格图腾崇拜是随着氏族的形成而产生的。“图腾”系印第安语ｔｏｔｅｍ的音译，源于印地安人鄂吉布瓦族方言ｏｔｏｅｍａｎ，意为“他的亲属”。先民不知生育为交媾所致，误认为是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     

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一、从“李白,山东人”说起编修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至宋时受到许多史学界有识者的批评.曾公亮谓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进新唐书表》),吴缜谓其“纪述取舍,乖戾舛差”(《进新唐书纠谬表》).单就《旧书》的《李白传》而言,其“错误”诚然是在在皆是,其中尤以谓李白“山东人”最为识者所鄙陋.中华书局标点本《旧书·李白传》“山东人”下校勘记云:“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菩萨蛮》(平林漠漠)与《忆秦娥》(箫声咽)非李白所作

关于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忆秦娥》(箫声咽)两首词的真伪,可以说是词史研究中的悬案。历来的研究者于此聚讼纷纭,肯定其为李白作品者有之,否定其为李白所作者亦大有人在,迄今犹未见有一个明确而具说服力的结论。那么,两词的作者究竟是否李白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下面即对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夏承焘在《<全唐五代词>序》中肯定了李白对两词的著作权,并且着重说明:“我觉得在没有新的确证出现之前,是不应轻易否定李白之著作权的。”夏先生的话当然不     

论共有人法定先买权

无论在美国法上还是在德国法上,先买权总是相对于第三人的一种特权。其配置之基础。绝非对于共有关系之简单否定,毋宁是在促进经济利益最大化之目标下,寻求单独所有与共同所有之间的平衡。从立法论角度考虑,使优先购买权具备形成权性质,更有利于立法政策之贯彻。“物权效力说”与“债权效力说”之争论是一场围绕伪命题的争论,至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究为对人的优先购买权抑或对物的优先购买权,则是一个依立法政策为转移的问题。     

形象思维浅见

多年来一个有所争论、甚至被诬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的形象思维问题,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廓清。这是件有着极为深远意义的事。因为被弄得模胡不清,以至被一些人根本否定的一个创作规律,得以重新揭示和肯定,必将促进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更大发展和繁荣。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我们将以十分感激和崇敬的心情来认真学习这一教诲,并为之努力躬身实践的。     

南北朝北方诸突厥语族及契吴考

应用历史地理学方法,探讨南北朝时期北方山胡等民族的源流,通过对族名、人名等词汇及地名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山胡、契胡、鱼国、敕勒、契吴等族均属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是东胡鲜卑的分支;(2)鲜卑语,即所谓“北俗”,应与古突厥语相同或相近;(3)契吴亭即契吴城,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喇嘛湾镇以东,契吴为突厥部族之族名.     

维吾尔族汉译名称源流考

关于维吾尔族名称,历史学家冯家升等先生曾明确指出:“古代突厥人也称维吾尔人为Uyghur,这有八、九世纪所立的突厥毗伽可汗碑、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及九姓回鹘可汗碑作证明。”维吾尔一名究竟是什么意义?有些历史学家是这样说的:“乌古斯(Ogouz)因欲奉一神,其族人以兵来攻。乌古斯会一部分近族与之战,败之,取数地,而成一强国之主,遂大会诸亲诸将及士卒而奖之,授来援之族人以畏吾儿之号。畏吾儿者,犹言同盟辅助之人也,此名遂为其后人之称。”另在拉得洛夫所著《福乐智慧》的导言中说:“(乌古斯可汗)信奉唯一的上帝,所     

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下)

本文从不同的视角对李白与汉族儒家文化的关系,别有隐衷含混不清的家世,至少通晓一门“外语”的原因以及具有西域人种特征等四个方面进行考证,并对“龙功之讹”的逻辑联系作了辨析。肯定了“非蜀中说”完全可信,得出了李白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本非汉人,亦非边疆民族的结论。     

《尚书》所载舜“陟方乃死”考——兼论治古史传说的方法问题

文章以探讨《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舜“陟方乃死”为中心,反思了徐旭生与杨宽两位先生所提出的研究中国传说时代之历史的方法,对先秦文献资料中关于舜崩之事的记载作了详细考辨。初步结论是,舜氏族在禹氏族兴起之后逐渐衰落而南迁,舜氏族在北方最后一位有较大影响力的领袖在南迁后卒葬于南方,其卒葬地很可能就在苍梧、九嶷地区,但已不可确考;而由于南北相隔千里之遥,造成了北方对此卒葬地传说的种种模糊和矛盾。     

论事物发展周期的层次性

事物发展的周期性是哲学界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所谓事物发展的周期性,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事物发展曲折性的普遍表现形式。它虽然只涉及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式方面,但却与这一规律仍着不可分割的联系。１　　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黑格尔等就提出了认识是一串圆圈的思想。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是承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有一种宇宙精神即绝对观念存在。他把绝对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描述为“绝对观念———自然———绝对观念”这样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和螺旋上升周期。绝对观念通过自身一系列辩证运动而“外化”为自…     

试论梭伦改革的历史地位

美国学者摩尔根认为希腊人的“民主观念是从氏族制度沿袭下来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要比提秀斯、梭伦和克利斯提尼这三位人物更为古老,“他们都没有想改变从氏族制度承袭下来的现存的民主原则”。他还认为雅典人“并没有对制度实行急进的改革,其理由就在于:他们的制度原来一直基本上是民主制。”在梭伦的宪法中“重现了军事民主制的观念”①。摩尔根所谓雅典民主政治承袭氏族民主制的论断,既混淆了原始民主制与奴隶制民主制的本质区别,抹杀了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又否定     

“感德乡”景教社团与隋唐东都人文地理之因缘——以新出土唐元琰、刘谈经墓志纪事为缘起

隋唐东都洛阳城内濒临洛水的南市,因有漕运沟通之便利,曾有大量的西域胡人在此从事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国际贸易。这种流量密集的人事生态,促成了东都建春门、永通门之外贴近伊、洛河一带以"兴生"胡人为主体的侨民聚落的生成。历史文献和出土史料显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西域胡人曾以入华蕃客的侨民身份,在这一移民沃土上展示着历史赋予他们的繁衍生息的生活形态。当地"感德乡"等景教信众部落的形成,正是这一人文环境孕育的结果。     

论隋炀帝经通西域

隋炀帝执政期间,曾致力于对西域的经略。对此重要历史事件的起因、意义及性质,历史上均持否定的态度。《隋书·裴矩传》:“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资治通鉴》:“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隋书·西域传》:“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炀帝“规摹宏侈”,裴矩“以荡其心”。显然无一处可称道的。而且这一观点至今被史学界所公认。但是,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考察,这种传统的定论仍需再作讨论。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整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进行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这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定了基础。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基础上,增加了是非判断,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升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品位。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本事,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形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开创了李白研究的新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李白从璘非由“迫胁”辨──侧议李白的人格评价

在李白一生中,从一事是桩著名的公案,因此案涉及到对李白的人格评价,所以对此加以辨明澄清极有必要,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应该说,李白从是出于自愿。这从李白所独具的仕进方式、侠士心理、济世大志及其从后的精神面貌诸方面可以印证：李白是一个“以个人为主体,以自由为本位”,“将一己之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大诗人,不能以是否从来衡量和评价李白人格之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