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物品与美国制度霸权

霸权国自古就存在,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全球霸权国就是美国。美国霸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霸权的制度性。美国制度霸权的特点是其霸权与国际制度相辅相成。国际制度所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是指有纯粹的或一定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而为所有成员国(组织)或部分参与成员国(组织)所享用的各种制度性体系,包括国际秩序、国际合作、国际安全、国际汇率稳定等方面。国际制度既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一种供给形式,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公共物品。现今国际制度所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基本上是以美国霸权为基础,另一方面构成了美国霸权及其维持的主要基石。     

美国霸权式微:国际贸易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自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各种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争议此起彼伏。本文从国际贸易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了美国近几年在国际贸易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能力和意愿。本文发现,美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中未能表现出足够的主导能力,而且其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已经由全球层面转向区域层面,也不再容忍贸易伙伴广泛"搭便车"的行为。上述内容说明美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正在减弱,表明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在走向式微。     

霸权地位与制度开放性:解释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影响力的演变

分析和解释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是本文的理论目标,而解释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是本文的实证目标。论文认为,霸权地位和制度开放性这两个主要变量共同作用,塑造了美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影响力变化。二战后,美国的国家实力经历了一个从顶峰到相对衰落再到复兴的过程,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影响力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并在1984年退出了这一组织。2003年,美国重新加入,标志着美国希望通过自己的优势地位重新影响和塑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是,由于这一组织本身的开放性,美国的影响力虽然比七八十年代有所增强,但目前来看仍然属于实质性的影响力。     

试论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制度霸权

本文对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权力来源进行了全面的总结。IMF的协定体现了自由化原则,确立了美元的中心地位,赋予了美国单边否决权;通过限制条件和联盟机制,美国在IMF的内部决策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而IMF的行政官员本身或被迫、或自愿地受到美国价值观和政策态度的影响,从而不自觉地加强了美国在IMF中的制度霸权。     

信息霸权的国际政治学思考--兼论美国的信息霸权

信息霸权是指信息技术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如制网权)妨碍、限制或压制他国对信息的自主动用,以谋求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利益.信息霸权巩固了信息技术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数字鸿沟则对发展中国家维护信息主权形成强烈冲击.构建信息时代的信息主权和国家安全屏障要有战略眼光,既要及时维护国家利益,又要有长期的战略措施.     

“全球摇摆国家”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

在自身实力不断衰落的情况下,美国想借助于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国家以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由此美国学界提出了“全球摇摆国家”这一概念。所谓“全球摇摆国家”,主要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四国,其主要特征是,强大且快速增长的经济;在一个或多个地区占据中心地位;民主政体以及希望改革国际秩序,但并不寻求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美国企图在适当满足其变革诉求的基础上,使其坚定地支持现存国际秩序。这是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然而,顺应大多数国家的诉求,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以使其更公正合理,才是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根本之道。     

美国霸权终结及中国的应对

美国霸权既是霸权谱系的自然延续，但又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霸权特征。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已不复存在霸权产生的土壤，因而也彻底打破了霸权的历史循环。这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美国霸权终结及中国的应对

美国霸权既是霸权谱系的自然延续,但又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霸权特征.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已不复存在霸权产生的土壤,因而也彻底打破了霸权的历史循环.这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调整与美国新霸权

冷战后 ,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表现为市场化、信息经济、科技层面上的全球化已成为现实 ;政治、文化之间的激荡进一步的加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旧的国际关系结构、概念、形式造成巨大的冲击 ,对新的国际关系而言 ,却是一种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和外在整合力。作为全球化进程积极推动者的美国 ,它将如何利用全球化的大环境来维护和巩固其霸权 ?它的新霸权有何新的特征 ?其霸权前景如何 ?本文拟从这几个角度简约地加以分析 ,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来审察美国的霸权     

浅谈美国住房保障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居民住房条件大幅改善,但房价的过快上涨又使低收入群体陷入住房困难,从而促使国家住房保障政策的出台。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的住房保障政策起步较早,相关法律制度较为完善,住房保障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广,住房保障政策发展较为成熟,在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据此,拟通过文献研究的方式,在分析美国住房保障政策的基础上,将中美两国的住房保障制度进行对比,从而努力探寻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实践启示。     

美国中东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二战以来,美国对中东政策历经冷战、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三个分水岭。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因素除了基本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外,还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政党外交理念、国内利益集团以及美国与大国的关系、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都有着紧密联系,是一个合力的结果。     

试析《租借法案》在英美经济霸权转移中的作用

《租借法案》是二战期间美国为援助英国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而出台的一项重要法规。据此法规,英国从美国得到了巨额的租借援助,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方面,美国以租借援助为杠杆不断向英国施压,迫使其接受美国所倡导的重塑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该要求不仅意味着英国在战后将失去保护其脆弱经济的屏障,也预示着将世界经济霸权之位拱手让与美国。为此,英美双方在第一阶段租借补偿谈判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另一方面,根据《租借补偿协议》,美国对英国的美元储备及出口做了严格限制。这使得英国出口急剧萎缩,财政赤字不断加剧,经济严重依赖美国,为了战后经济和平转型及重建,英国再次向美求援,是为第二阶段租借谈判。二战结束后,美国停止了租借援助并与英国就租借物资展开了总清算。     

论美国联邦司法权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

美国联邦司法权产生于西方近现代的三权分立理论之中,在经历了分权和制衡两个阶段的发展后,由于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权的自我宣布,才最终成为托克维尔笔下的"强大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法治与民主,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原则的互动与冲突中,司法权在不断加强影响,深刻地改变着美国政治的同时,外部的制约和自身的弱点也构成了司法权"自我膨胀"难以逾越的障碍。     

析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大争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告终,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形势的剧变决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必然性。在这次战略调整之前和调整的过程中,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战略思想大争论。争论焦点在于三大议题: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美国应当采取的安全战略。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孤立主义、新干涉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战略主张,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剖析美国制度性贸易保护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兴起。文章提出制度性贸易保护新概念,探索美国贸易保护的制度背景。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依据的广泛存在是美国制度性贸易保护产生的基础,其国内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是制度性贸易保护实现的途径。从美国贸易立法、贸易决策和执行体制以及公平贸易为主的政策导向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制度性贸易保护的内生途径。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建设者

入世五周年来,中国在以WTO为主体的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作用日趋增强,影响不断扩大。中国一方面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积极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入世红利”和“增长红利”。中国正逐渐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从理论上来看,中国入世五年,既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理智务实地处理现有国际体系、现有主要大国相互关系的一个缩影。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霸权的多维思考

21世纪的今天,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和现实。在此背景下,美国凭借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不仅干涉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秩序,而且试图从文化上推行其美国标准于全球,实施文化霸权主义。美国文化霸权的实质,即经济上攫取文化商品市场,掠夺文化资源和财富;政治上征服他国民众之心灵,为其称霸世界寻找合法外衣。美国文化霸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