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问题"中的铁路问题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起因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与“二十一条”和济顺、高徐两铁路借款大有关系，办理这两次外交事务的具体当事人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也因此被认定为卖国贼。而他们后来在抗战时期的不光彩表现，也证明了被认定为卖国贼并非冤枉.     

邓演达对孙中山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外交思想,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争取中华民族完全获得解放并努力“促成世界大同的实现”,为此主张“一定要唤起并组织广大的民众”“使其觉悟的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联合“平等待我的革命势力及民族”即苏联和“被压迫民族的势力”,并且强调在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斗争时要注意外交策略,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总体上来说,邓演达的外交主张不仅对日后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外交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建设过程中亦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而从一个侧面说明邓演达的确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同时表明邓演达外交思想在近代中国外交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当然,邓演达在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外交思想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     

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方法论原则

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外交方法论原则,全面阐发了其内涵,即存异是求同的前提,求同是存异的要求,和平共处是求同存异的旨归,并将其具体化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求同存异方法论原则的思想来源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列宁妥协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周恩来富于调和的天性.周恩来提出了“把外交学中国化”的任务.从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方法论原则的思想来源,到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方法论原则的提出、内涵的全面阐发和具体化,充分显示着周恩来为“把外交学中国化”而做出的努力及其贡献.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方法论原则,是“和谐世界”理念的直接思想来源,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方法论原则.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威尔逊主义传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威尔逊主义传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传统,对战后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和议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冷战后世界与威尔逊的时代有着相似性,他个人外交实践的失败为当今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缔造者留下深刻的教训,威尔逊的幽灵仍笼罩着冷战后世界。文章首先简要地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威尔逊主义传统的特点,然后探讨了其道德律令和多边律令对冷战后世界的意义。     

新时期拓展中国公共外交的必要性

“公共外交”第一次出现在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文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发展的新理念.新时期强化中国公共外交的必要性在于:公共外交是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延续与升华;开展公共外交是摒弃“中国威胁论”负面舆论的迫切需要,是共筑“世界梦”的题中之义;中国要想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必须主动“走出去”,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从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看世界新旧秩序的冲突

巴黎和会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山东问题”,美国总统威尔逊起初积极支持中国的要求,而后迫于各方面压力接受了日本的条件。处理“山东问题”的曲折过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世界新、旧秩序观念在巴黎和会上的激烈冲突,同时反映出威尔逊新秩序构想的失败。     

文化整体视野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整体变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社会生产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保证,与现代制度、现代生产构成了一个整体.反过来,在这个文化整体中,只要有部分发生变化,其他部分也难以为继."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在苏俄的影响下,文化思想界和政治革命家对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认识上发生改变,整体文化变革出现裂痕,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危机的出现直至失败.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与评估

作为中国外交的“战略板块”之一,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这与中国经济总量上升趋势的“硬实力”相一致。但一直以来,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的近三年来,部分阿拉伯国家和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对中国相关的外交政策等,还多有龃龉,从而表现出中国整体实力上升时“软实力”的差距。中国亟需加大对阿公共外交的力度以缩小这种差距,尽管中国在此方面已做出了较大努力和较多实践．但其效果同预设目标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尚有很大差距。今后中国对阿公共外交在机制建设、实务办理和技术提升等不同层面都有完善和改进的空间,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舆论传播与五四学生运动——以五四时期《京报》为中心

报刊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以反映舆论,而且能够引导、组织、制造舆论,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潮,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群体既富热忱和变革理想,又具有新知,他们最先与舆论媒介结合,唤醒国民,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与学生群体的交往,造成"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舆论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舆论引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绪,同时又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论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驭夷”方略,变得袅弱无力。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将传统的制夷之策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思想、均势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但最终这一策略还是归于失败,失败尽管屈辱,却也使中国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由此开始。     

从“和平发展”到“和平崛起”——兼论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贡献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以开阔的视野、全新的思路,果断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新理念,不仅在外交理念上实现了与时俱进,而且大大发展和深化了邓小平同志"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将有助于化解矛盾,维护世界和平,形成中国发展的良性外部环境,有助于从观念形态上塑造中国发展的形象,理顺中国民众的心态以及与外界的关系,使世界正确感知、认识中国。     

论国际关系中的山东、旅大问题──兼谈两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外交上的失败

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是战胜国，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二战后，被日本侵占的旅大又转入苏联手中。中国外交上的两次失败，从本质上说是大国强国对弱国的欺凌与掠夺，是当时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结果。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论邓小平的和平观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本文分三部分:一、以丰富史料回顾了从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和工党自二战后至文革时对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的认识,并浅析了其中变化的原因,接着着重分析了邓小平同志1997年复出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二、分析了邓小平和平外交思想的内容:1、世界的总趋势是和平。2、和平与发展是矛盾的统一体。3、中国的首要外交目标是和平、而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世界和和平。4、对和平共处思想的发展。三、二十年中国外交的成就:1、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的周边环境。2、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提高了综合国力。3、为世界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外交战略

“和平崛起”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态度和决心。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统筹兼顾”的发展方式,并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纲领。随着中国外交思想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战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与改变,其基本精神就是将政治外交转变为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本文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的外交策略:第一,积极参与促进和平与发展;第二,强化公共形象,肩负大国责任;第三,加强和改善各大国的关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华侨华人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持续上升,"公共外交"已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海外华侨华人拥有居住海外和人数众多等多种优势,他们可以通过改变自身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等途径帮助他国民众了解真实正面的中国,还可以通过各种文化和民俗活动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海外华侨华人进一步扩大与当地民众的交流与沟通,他们在推进中国公共外交中,将继续大有可为。     

习近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方略分析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缺乏应有的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施政战略上采取了多种措施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大力反腐,为提升中国话语权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大国外交,秉承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积极参与世界治理,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国际话语权。     

大跃进民歌中的社会主义“新神话”

毛泽东的“破除迷信”思想,解除了中国民众的保守心理,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大跃进的心理,对他们创造社会主义“新神话”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群众创造社会主义“新神话”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解构传统神话,以响应“破除迷信”的意识形态要求;二是书写社会主义“新神话”,将民众自我的无限神化与对领袖的无限圣化结合在一起。     

庙貌盈天下 千秋仰义名——对关羽崇拜现象的心理学思考

在中国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心中,怀有“安黎庶,济苍生”的政治思想,献身于“桃园集团”的正义事业,集“忠、义、勇”精神于一身,具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高尚道德的英雄人物——关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和形象化身。关公的神格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累年积淀的产物;是中国古代社会民众心理需求的产物;是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大浪淘沙,结晶升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