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风险及法律规制探析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以大量数据流为基础,按照被赋予的逻辑运算规则,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为日常生活、商业金融和行政自动化辅助乃至于独立决策提供服务。算法自动化决策虽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催生了“算法黑箱”“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算法趋同”等新的安全风险。为规制算法、防治算法权力异化,《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由此中国建立了多元的算法规制路径：针对算法的控制者和编写者,采用算法评估制度、算法备案制度、算法解释、算法检查制度以及严格的侵权问责进行规制;针对算法的相对人,采用个人数据赋权的方式保护用户权益。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权力：逻辑、风险及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到来,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预测能力的智能算法开始由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延伸。算法已不仅仅是特定的技术,更是社会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变量。掌握算法的企业和组织利用技术优势,把控社会的信息及资源,引导政府的决策,形成了一种非国家力量的“准公权力”。算法权力是泛在的权力关系,遵循商业逻辑、偏好原则、技术理性和隐性运行四大规则,可以影响甚至代替公权力进行决策。算法权力缺乏监管,过度的资本化和黑箱化消解了政治正义,催生了制度羞辱,并且导致了权利保护的危机。防止算法权力的异化,建立良序的网络空间,需要以政府干预弱化资本依赖,以法律规制限制算法偏好,以算法伦理保障人的价值,以外督内审显化权力运行,从而构建完善的算法治理体系,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算法行政的风险场景及其法律规制——基于算法法权关系架构的分析

算法行政具有客观、高效优势,但同时伴随着技术内生的不确定性风险、法律层面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的挑战,以及价值层面技术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等桎梏,亟需法律破解。规制对象是法律制度构建之前提,将“算法法权”作为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对象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权力—权利”的法权结构,可实现算法行政中“私权利、公权力、私权力”的整体性规制。质言之,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需要以“算法法权”的科学配置为核心,建构法律、伦理、技术与自我规制一体化的规制体系。     

论自动化行政决定的说明义务

近年来,自动化行政决定方兴未艾。算法与行政权力的耦合实现了对传统人工决策的赋能,但也带来显著的黑箱效应,产生了对程序理性的冲击与侵蚀。对此,应当清楚认识自动化行政决定在算法治理与行政法治下的双重定位,串联起行政法与数据法中的既有制度规范,在行政过程论的视角下明确行政机关对自动化行政决定的说明义务。同时,须考虑说明义务在不同阶段的需求、成本,以及涉及的利益冲突,在具体构建中设计由面向公众的事前系统性说明和针对相对人与利益相关方在事中的具体个案说明组成的双层说明义务架构,实现自动化决定的理由之治,全面保障公民算法权利。     

民事审判中算法自动化决策的风险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全面应用，其内嵌的算法风险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民事案件的特殊性导致算法自动化决策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如算法同案识别不精准、基础数据不全面、技术依赖性难以克服等问题。为了确保算法自动化决策技术更好地助力民事审判，应从其潜在风险的生成机制着手，探讨人工智能算法如何影响民事审判。通过优化民事同案认定标准、完善基础数据库建设、限定技术使用限度等方式防范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在推动算法自动化决策技术在民事审判领域的深层应用的同时，关注各种司法形式之间的融合，保证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准确性、透明性和公平性，从而真正实现人工智能司法的数字正义。     

平台滥用算法权力的法律规制

平台基于算法技术优势、数据与用户交互基础和资本优势对算法相对人生成具有控制性的新型社会权力,造就平台算法权力。随着算法权力的不断扩张,平台利用算法实施数据滥用、恶意封禁、算法歧视、侵蚀公共权力等现象频发,侵害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相对人、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针对此,在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将算法承载着的平台的“代理者”角色作为认知基础,重点围绕作为算法权力滥用主体的平台以及平台的滥用行为来进行。具体而言,应赋予个人以新型权利的方式来对抗和制约算法权力,构建平台“守门人”约束制度以强化对“守门人”的权力监督,加强对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与执法。     

算法解释权适用的不同区分及其实践路径——基于公私两域划分的视角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规定,个人认为自动化决策对其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此条被认为是对算法解释权的明文确定。但是,对于权益主体的确定、权益影响的程度以及解释内容的要求,第24条并未进一步做出具体规定,考虑到公私领域对算法解释规范对象和规范目标的不同,在私人领域中,算法解释的权益主体应为确定型主体,其形式权益遭受影响才能提出算法解释的主张,而信息处理者只需对算法进行事物性解释,在公共领域中,算法解释的主体应为确定或相关型主体,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权益遭受影响都可以提出算法解释的主张,而信息处理者需对算法进行事物或事理性解释,此举有利于促进技术发展与权利保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价值平衡。     

自动化行政对行政正当程序的挑战与对策

自动化行政是人工智能技术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运用。随着科技的发展，部分行政任务开始由传统的人工处理转变为机器处理，行政正当程序的应有功用在自动化行政中难以有效发挥。其主要表现为：算法的不透明遮蔽行政公开原则；数据和算法偏见动摇行政公正原则；自动化行政系统的封闭性架空行政参与原则。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自动化行政需坚持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标准，秉持自动化行政过程中对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水准不能低于人工执法的理念。自动化行政下行政正当程序可从三方面实现：加强卷宗阅览权的保障实现行政公开；排除数据和算法偏见实现行政公正；基于决策流程的开放性实现行政参与。     

算法嵌入公共信用评价：内在逻辑、风险检视与规制路径

公共信用评价是信用监管的核心制度。随着算法技术的迭代,其在公共信用评价中的优势也日渐显现。“数据+算法”的智能融合是算法嵌入公共信用评价的技术逻辑,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和提升社会信用水平则分别构成算法嵌入公共信用评价的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然而,算法在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可能在公共信用评价中引发三重风险：技术风险,主要包括算法黑箱破坏评价公正性和数据质量影响评价准确性;法律风险,主要包括算法权力助推评价权力滥用和数据滥用危及隐私与信息安全;伦理风险,主要包括算法至上引发评价自主性困境和算法偏见破坏基于信用的分配正义。针对上述风险,在选择规制路径时宜采取“整体性视角”和“基于过程的方法”。在事前阶段,需要制定算法信用评价技术标准、建立算法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算法影响评估制度;在事中阶段,需要运用行政法治原则钳制行政权力、以信用及个人信息权利制衡算法权力;在事后阶段,需要完善公共信用评价异议申诉制度,同时强化对公共信用评价的算法审计和司法审查。     

算法解释权的证成与限定

以数据驱动的算法决策在公共部门和商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算法治理的呼声此起彼伏，算法解释权据此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针对算法解释权能否作为一项法律权利，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提出有力的论证。根据新兴权利的证成标准，算法解释权同时满足合理性、合法性与现实性标准，应当认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48条已赋予数据主体算法解释权。但算法解释权利在制度构造上需进一步限定，具体包括解释权的解释内容限于事后解释，通过权利主体、决策类型、行使边界限制适用范围及参照动态体系论中的具体要素，结合应用场景，确立算法解释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确定性的毁灭——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端试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起源".本文将首先说明黑格尔为什么要以"感性确定性"作为<现象学>的开端;其次,我们将阐明黑格尔本人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过程;最后,我们将指出黑格尔在此处用语言瓦解感性确定性时所犯的错误,并就此提出我们的见解.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论纲

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凸显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新的理念和新的目标定位,创新方式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找准着力点是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绩效的实践路径.     

中国古典美学意象概念的主体间性

相对于现代美学的主体间性而言,中国古典美学的主体间性是前主体性的主体间性,即主客体尚未充分分化、主体未获得完全独立状态的主体间性。中国美学的意象概念就是这种古典主体间性的体现。意象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意与象的合成过程,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意象通过审美感兴而产生,突破物我、人我的屏障,达到了主体间性的审美境域。     

期货期权风险管理探析

期货期权是期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目前虽没推出期货期权,由于它对深化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大作用,因而其产生、发展和壮大是必然的。期货期权的主要作用是为期货提供避险工具,但同时它本身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风险。借鉴国外期货期权风险管理的经验,探讨我国期货期权风险的管理,对日后推出期货期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