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积极政府视角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积极政府的理论视角,从行动边界、行动特征、与其他治理主体关系、行动目标四个方面对公共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展开探讨;从力量吸纳度和行动主动性两个维度出发,将政府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划分为“积极政府”“灭火式政府”“消极政府”和“无力型政府”。通过分析集中整治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案例发现,相关政府行为具有典型的积极政府特征。积极政府是对政府边界问题的良好回应。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预判治理风险、吸纳治理资源、精细治理策略是其有效实践路径,三者均是积极的政府行为,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治理的良性循环;实践中,要坚持源头治理、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借助信息化手段,逐步迈向高效能治理。     

有效治理视阈下基层政府动员转型

基层政府运动式动员存在基层有效治理的困境。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国家对基层政府的动员转向项目化动员。项目化动员从基层治理方式、治理逻辑、治理中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动员成本、基层政府治理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等方面来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基层政府动员转型反映了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和治理模式的变化,也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困境,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风险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治理体系,提升我国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公共性不足,协调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公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了治理失效。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要从加强和巩固元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治理法治化、培育社会组织、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健全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出发。     

合作博弈：乡村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基于社会互构论的阐释

基于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野,运用交叉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乡村贫困治理的地方性实践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并非整体性的静态固化格局,而是因不同的互动情境呈现出多元性的动态实践特征和持续演化过程,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程度低、策略性行动强的“合作博弈”的实体关系。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寻求贫困治理合作的可能性,贫困治理的目标一致程度和行动主体的利益契合程度是影响二者博弈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借助于这种互动模式,社会组织在当前行政治理体系异常强大、社会主体性发育水平尚处低位的时代背景下,嵌入到乡村发展场域中,不仅发挥了贫困治理的实际功能,还获得了组织自身的发展空间。不过,由于转型期国家的主导地位,合作博弈的过程本质上还是以呼应政府部门偏好为核心特征,从而强化贫困治理中工具主义导向的事本逻辑,而更长远的社会价值的追求依然任重道远。     

从熟人社会到现代治理：民族地区互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及目标走向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基于“结构—过程—价值”的分析框架

大数据驱动被视为应对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失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在分析当前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存在结构模糊、过程脱节和价值失衡三种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结构—过程—价值"三维分析框架。从结构维度看,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以大数据共建共享和风险联防联控为核心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企业参与"的网络型治理体系;从过程维度看,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以双重生命周期为理论逻辑的"情景—数据—决策—行动"一体化过程;从价值维度看,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由"情景价值-治理价值-发展价值"构成的多层价值涌现的活动。最后,从技术治理视角提出了几点反思,以促进学界和实务界共同思考与行动。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角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H市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H市基层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衔接的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与协调功能,关键是推动管理下移改革基层政府行政体制,基础是推动资源下移夯实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础,目标是推动服务下移建设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三维释读:逻辑理路、总体方略与关键问题

元宇宙的形成标志着社会数字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也势必会引致对当前政府数字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创制。技术叙事中有关未来治理的想象,以及现实中基于商业资本运作下的“游戏”超域效应揭示了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可能性以及前景。以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的上下衔接为基础,提出了以“原理-模式-载体-效能”为线索的逻辑理路。其中,元宇宙支撑构建的数字技术—经济混合规律体系作为治理原理为政府数字治理创新提供了原动力,而发展出的新型数字情境治理模式以“置换”和“仿拟”逻辑赋予了主体“在场”能力,并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空间”作为载体强化数字治理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最终实现以秩序正义为核心的治理效能。从当前政府数字治理的现实困境出发,构筑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总体方略:包括锚定真实治理需求、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以及耦合数字平台建设3条赋能路径,并形成以重点项目牵引、多元主体联动、多样智能治理连接、复杂智慧体系融入为特征的行动策略。未来,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关键还在于重视“脱域”视界下政府数字治理制度的逻辑转换,强化“游戏”情境下政务平台公共性的保障,以及警惕“超真实”符号世界的内生风险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反思并追问元宇宙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延续和复兴技术治理的辉煌。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风险治理视域下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与前进路径

韧性乡村建设聚焦于常态与应急相结合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对于提升乡村整体韧性能力、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挑战以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从风险情境、制度结构以及理性行动三个维度探析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并结合帕森斯AGIL功能模型从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的适应功能、乡村整体韧性的目标达成、多元化治理主体联动的整合协同以及数字技术赋能韧性乡村的模式维持四个方面提出韧性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厘清韧性乡村的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目标导向、行动参与者以及良性运作手段等核心问题。面对常态化风险的冲击和干扰,韧性乡村建设通过采取理性行动、发挥多元化主体联动以及全周期风险治理的优势,提升乡村在经济、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韧性能力,以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的挑战。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及出路探讨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公共权力作为唯一的治理空间塑造力量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基层社会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面对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加快基层治理转型与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机制与路径,是解决困境、应对挑战,促进基层治理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内容。食品安全风险的技术性、社会性和公共性相交织决定了食品安全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社会共治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治理效能的多赢性以及治理策略的多样性是其典型特征。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维度至少呈现政府与食品企业间的互补共治、政府和社会间的互信共治,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协同共治三个层面,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的构建以互补共治组合为治理基础,以互信共治建构为治理前提,以协同共治模式为关键手段,以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绩效为价值诉求,对实现食品安全善治、增进公共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