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逻辑起点、问题和应对策略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它的发生条件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农村社区既区别于传统农村社区,又有别于城镇社区,它是在当下中国数亿农民站在城镇化的入口处,整个国家由乡村中国转型为城镇中国的大背景下,城乡统筹、城乡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下的新事物。在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环节中还存在一些缺憾,需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应对策略。     

常山七社区建立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民主监督工作,规范和完善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浙江省常山县天马镇通过调研,着手在七个社区建立“居务监督委员会”。该镇已制定的“天马镇居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有五章十四条规则,明确规定居务监督委员会是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独立行使监督权,对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居务监督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由居民代表大会推荐产生。     

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社区的本质与分类——基于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二维视角

在城乡分治体制下,“社区制”起初专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然而,由于社区概念的泛化使用,社区的内涵与属性也趋于模糊化。基于我国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两个维度,揭示城乡社区的内涵与属性的差异,进而重构社区的分类体系,将之划分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这将有助于在由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分治体制向城乡一体化下城乡共治体制转型的新时代,构建既有共性又有特色、既统筹设计又因地制宜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传统元素分析

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能摆脱同历史传统的联系,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应该是民族历史传统的自然言说,因此要想深入研究社区矫正制度,必须对它过去的发展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现代意义的社区矫正制度尽管起源于西方国家,但社区矫正在中国并不是纯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存在诸多与社区矫正有关的传统元素,其中＂礼法结合＂与＂和合思想＂是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文化基因,而罪犯习艺所、南京国民政府和红色革命根据地开放性行刑处遇则为中国当代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及其比较——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进行了丰富而有力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治理理论,运用案例比较方法,对我国京豫浙川四地的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四地在背景动因、制度建设以及助推力量方面存在相似性,分别为问题倒逼、配以完善的机制体系、多元合力共同推动,但不同地区的创新实践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表现为下沉型、协同型、嵌入型以及融合型四种不同类型。通过比较发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既受到理论与现实的外部制约,也受到党组织自身发展的影响,还与社区的发展紧密相关。为此,需要继续加强党组织和社区建设,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抓手进一步创新引领技术,不断提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效。     

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的嵌入式治理

基于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的嵌入性特征,将嵌入性理论视角与存量规划新常态下老旧社区的治理创新诉求相关联,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研究阐述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生成背景、行动策略与创新路径。现阶段,多元治理主体在助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与改造过程中,为满足老旧社区基础性改造需求、超越传统治理的行政化倾向、实现内源性发展目标,业已形成资源型嵌入、功能型嵌入和融合型嵌入三种行动策略,但受复杂的治理情境和滞后的治理后管理机制的影响易面临适应性挑战。应通过激发社区居民主体能动性、推进社会资本再组织化、完善治理后管理机制等具体路径,推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村社区管理存在很多的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实施网络治理,构建有利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村改居”社区推进居民政治参与路径选择

“村改居”社区作为由农村社区转型为城市社区的特殊社区,它有别于传统的农村社区,又与现代城市社区存在一定差距。“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存在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知识技能不完备、个体政治诉求被忽视等问题。需要从培育居民政治参与意识、构建特色自治制度、协同立体政治参与管理、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来提高“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网络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村社区管理存在很多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实施网络治理,构建有利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仅带来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变化,也带来社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的治理主体的生成,并由此形成社区内部的利益纠葛与紧张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推进社区善治,就需要反思既有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将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纳入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社区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培育社区精神和合作氛围,有助于在平等协商和良性互动中实现社区利益平衡与和谐安定。     

成都市城乡社区文化活动建设调查报告

通过对成都市部分城乡社区展开抽样调研,分析总结该市部分城乡社区文化艺术活动开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各城乡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基础差异较大、社区文化活动缺少有较强业务能力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以及活动形式、内容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作者认为,针对成都市城乡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可以大力发挥地方高校的作用,加强校地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共建社区的良好氛围。同时合理规划、分类指导,针对社区大众需求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市场化进程中的国家与乡村：实践与反思

乡村社区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从乡村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成为乡村复兴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力量的深入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乡村社区的相对衰落。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乡村社会来说,虽然市场的激励作用不应被忽视,但国家肯定是防止大规模市场化过度侵蚀乡村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的兴起,尽管乡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格局,但国家仍然在乡村资源汲取中保持着独特优势。国家的两种形象不但使国家在整个改革进程中从乡村获取了大量资源,而且为化解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留下了空间。因此,国家亟待反思自身在干预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注意干预的向度、内容与限度,并能够从乡村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调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的地方立法研究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合理规划城乡布局,统筹治理城乡环境治理立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地方环境治理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突出、立法能力不足、立法程序与宪法监督缺失等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立法过程中,必须协调行业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厘清中央与地方立法的权限,构建统筹城乡环境立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及相应的地方立法宪法监督制度.     

中原经济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及对策

社区演进和村庄变迁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互化互促的结果,是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变化的必然,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三化"呈现的特征不同,农村社区演进的路线不同,农村社区建设所选择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也不同,要因地制宜,尊重规律,注重协调,加强统筹,发挥农民主体地位,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乡村旅游社区的民生需求及建设实证研究

加强社区民生建设是我国当前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以4个旅游村落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四象限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乡村旅游社区的民生需求及建设状况。结果表明:乡村旅游社区对不同民生事项具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认知和评价;乡村旅游社区的民生需求因地域环境、开发方式及开发阶段等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并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逐渐多样化、复杂化。应以民生需求为引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加强乡村旅游社区的民生建设。     

农村社区为主体的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探索

由于耕地资源的产权特征与地方知识库的影响,与外部管制主体相比,农村社区管理耕地资源更能促进本地耕地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农村社区行动的实现需要多重条件配合,并非所有的农村社区都能达成有利于耕地资源系统的集体行动。只有当农村社区有社区精英的引领、高水平的人际信任或社会资本,有足够的建立、监督和执行规则的决策自治权,并能整合耕地资源保护与农村社区发展双重目标,具备精准惩罚某些耕地资源使用者投机行为的能力时,基于农村社区的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才能实现。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