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餐饮平台自我规制的保障机制研究

网络餐饮平台自我规制虽具有食品安全治理的优越性,但也存在私利偏好、专业性不足、实施障碍等固有局限,影响食品安全治理效果。针对平台自我规制的固有局限,我国形成了由法律和软法构成的事前分层式规范指引机制,构筑了由合规指导和数据共享构成的事中多元化激励机制,确立了由多方监督和行政查处构成的全方位事后监督机制,但仍存在事前规范指引体系不协调、事中激励机制待改进及事后监督缺乏回应性等突出问题。对此,需要通过强化餐饮经营标准体系建设和筑牢平台规则生成的监督反馈机制,全面完善平台自我规制的事前规范指引机制;通过丰富合规指导和引入多种激励措施以及推进政府与平台数据共享,全面改进平台自我规制的事中激励机制;通过促成高效的多方监督和提升行政查处的威慑力,形成高效且有回应性的平台自我规制事后监督机制。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规制经济学与电力市场规制

规制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电力市场的规制一直是规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进入80年代以来,在电力市场中放松规制的呼声不断增加,政府对电力市场的规制逐渐由严格规制向放松规制的方向转化。电力市场是最早受到政府规制的行业市场之一,在我国独立的政府规制体系尚未得到确立,政府的规制职能与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相混淆,这种局面必然要影响到规制方法的设计、规制的实施和规制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电力市场的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应尽快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政府的规制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是规制得以实施的前提,尽快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明确规制职责．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植入式广告规制问题探析——基于规制经济理论的视角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告市场竞争的加剧,植入式广告成为广告主青睐的形式。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我国植入式广告规制应建立以立法为基础、政府规制为主导、行业自律为辅助的规制体系,其中机制设计和自我规制是核心与重点。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广告管理经验,健全反馈机制,重视受众的舆论监督,提升植入式广告的规制效果。     

论行政机关自我规制规范

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在风险社会来临和行政任务扩张的背景下作用凸显。实践中多种形式的自我规制规范可依据内容标准分为程序性自我规制规范和实体性自我规制规范,依据效力标准可分为完全对内发生效力的规范、间接对外发生效力的规范以及直接对外发生效力的规范。不同类型的自我规制规范,其法律属性有所区别,分属于行政法领域的硬法与软法范畴。通过区分自我规制规范的目的与效果是否仅限于行政机关内部,可以对自我规制规范的效力进行判断,从而增强自我规制规范的拘束力,充分发挥自我规制的积极作用。     

论网约车平台经营者集中现象的反垄断规制——以中俄Uber并购案为分析视角

作为互联网新兴领域,网约车平台经营者集中现象为反垄断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对于2016年8月滴滴Uber合并案中合并后的滴滴是否构成垄断并采取反垄断措施,社会与学术界争论颇多。文章通过域外判例借鉴及法律分析,结合互联网平台行业发展的特有规律,得出本案的竞争市场应界定为网约车市场、滴滴平台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尚未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目前无需采取反垄断制裁的结论;同时针对我国网约车平台市场竞争态势,对未来网约车平台垄断行为规制提出完善建议:应当对我国网约车平台采取包容审慎的反垄断规制态度,既要考虑网络特点,又要实现对国内企业的有效保护;并从发挥大数据优势、合理降低准入门槛、建立创新鼓励模式三个角度入手提出具体的规制建议,以期为我国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这一现象的反垄断分析提供新的思路。     

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的韧性更加值得探讨。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2007—2019年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并检验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本地生态韧性,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环境规制对本地生态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2）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且在正式环境规制中更为强烈。（3）环境规制对邻地生态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上述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生态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在短期,规制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使经济承担更多的"遵循成本",但长期看,会通过"创新补偿""结构效应"等将促进经济增长.论文首先阐述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中介、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然后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和一个链式中介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对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环境规制分别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条路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区域层面,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效的路径则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环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三种中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其他两种中介效应不显著.     

互联网平台的动态竞争及其规制新思路

呈现出免费模式、锁定效应、跨界竞争等新型特质的互联网平台不断挑战反垄断规制的既有路径.技术创新无疑是互联网平台异质性因素产生的根由,亦是其动态竞争机制的内生动力.熊彼特“创新性毁灭”理论符合互联网经济的实践场景,能够为互联网平台激烈的动态竞争提供理论解释.基于技术创新的动态竞争属性,注意力价值的量化、平台的类型化及平台企业的并购行为,应当成为未来互联网平台垄断规制的主要考量因素.最后,由于动态竞争理论存在模糊性弊端,对互联网平台的地位固化倾向应保持适度的警惕性.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探析

无论在货币支付还是货币融通领域,互联网与金融两者都在迈向深度融合,这预兆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主要表现为金融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本质上互联网金融仍属金融范畴。非正规金融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最突出的成果表现为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金融创新模式的新兴。基于国内法律现状,互联网金融不是在交易角度无法可依,而是在监管角度缺乏规制。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风险问题,造成金融安全隐患。对互联网金融应实施监管已逐渐成为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共识。在国内实施互联网金融监管,应确定监管主体地方化的方向,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构建以会员邀请、资金第三方托管、简易信息披露及信息安全保护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     

互联网银行带来的金融新常态

随着“互联网+”发展模式的出现,其与传统产业结合发展,一方面为传统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促使新的产业产生。互联网银行的出现标志着“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银行的运行模式相结合,使互联网银行的全部业务均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对传统银行的发展提出挑战,为未来银行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模式。针对互联网银行提供业务有限、信用数据有效性和账户安全等级低等问题,提出相应解决策略,对互联网银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数字经济背景下非标准化不良资产的互联网模块化处置

随着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的触网,互联网技术处置不良资产越来越普遍,然而不良资产的非标准化特性与互联网模块化、程式化之间的冲突使得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与优势难以凸显。信息披露存在不对称性与有限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评估定价的准确性,再加之监管机制的缺失加剧了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的风险。因此,我们应当制定针对不良资产特性的信息披露标准,构建全国性的不良资产网络交易平台以增强信息披露的维度、提高信息披露的权威性;同时,将互联网的大数据挖掘功能与不良资产处置创新业务相结合,寻求非标准化不良资产的公允价值并力求将其转化为标准化不良资产;此外,还应完善互联网处置非标准化不良资产的法律规制及行业规范,以保障互联网处置不良资产的健康运行,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网络时代与深度民主

广度民主指参与民主的比例,深度民主指参与民主的程度。民主实现的深度,以民主的广泛参与作前提。在互联网时代,作为广度民主的信息、技术、素质基础,也同样作为深度民主的基础,且更有助于广度民主向深度民主的转化;网络时代的深度民主,其凸显参与程度的特点见诸于,更加充分的政治信息对流,相对的低成本政治参与,更多更强的政治对话色彩,互联网平台作用显著。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制模式

腾讯诉奇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为互联网的“公地悲剧”事件,暗示了依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特点创新发展其规制模式十分必要。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制主要涉及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公众三类主体。现行的以政府为绝对主导、其他主体予以配合的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已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缺乏多方利害关系人的沟通协商、制定法本身存在缺陷、行业协会无法发挥作用、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等。基于“多中心治理”等理论,应构建以平等信任、开放兼容、多向互动为特点的多中心协同规制网络服务提供者模式：政府放权给社会自组织进行公私协作;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规制以发展个体需求并承担社会责任;拓宽社会公众的参与渠道,利用制度性安排与网络服务平台达到信息公开互通。     

完善“两课”教学评价机制，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素质

“两课”教学评价机制的完善是提高大学生创新素质的重要保证。我们要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目的 ,鼓励学生的创新为导向 ,来确定“三个课堂有机结合”的“知、情、意、信、行”相互渗透融合的综合评价内容体系 ,来选择教师评价与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的多评价主体参与的评价方法     

互联网股权融资投资者准入的法律规制

互联网股权融资既存在传统金融面临的各类风险,又因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差异致使风险的形成与传递呈现出特殊性。投资者准入的法律规制不仅有助于开启互联网股权融资的正确航向,而且有助于激发信息披露制度的应有功能。实践中,融资平台借私募之名行公募之实,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未有统一,直接影响参与者的数量和质量,致使投资者保护陷入困境。文章在对域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分析和中国投资者准入的法律规制需要在理念更新的基础上,遵循类型化思维,由主体资质认定转向投资行为规范,并科学计算投资限额,适度允许理性弥补,藉由金融产业链源头上的风险控制促进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众筹规范化发展。     

论青少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网站进入新千年后发展迅猛,网络对中国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兼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题依旧,方法陈旧、不吸引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分析倾倒成千上万青少年的网络特性:自由开放性、匿名性、虚拟性、交互共享性、广泛性,建立内容丰富有趣的思想教育网站,设立聊天室、充分发挥网络互动优势,强化青少年对思想教育网站的认同,把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成青少年之家,诱导青少年主动进行自我教育。     

微博时代公共舆论暴力的产生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在Web2.0飞速发展的时代,以网络和手机终端为发布平台的微博,凭借其短、平、快等优势,正形成自己独特的“微博舆论场”,成为了社会公共表达的全新平台,在公民参政、民主表达、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网民的非理性、监管制度的缺失等原因,网络舆论暴力现象屡见不鲜。构建一套科学的网络舆论暴力治理机制,需要推行微博实名制、强化网民的社会责任感,建立科学的舆情研判与调控机制,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完善网络行为的相关立法。     

中国行政垄断规制方式探究

在阐述行政垄断的分配效应以及中国行政垄断目前状况的基础上,着重从校正收入分配的角度对适用于中国行政垄断的规制方式进行分析,认为对中国目前行政垄断的有效治理必须采取工资规制与利润规制相结合的方式,这与对其他类型垄断的治理有明显的区别,同时提出对行政垄断的短期与长期的具体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