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19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地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     

宋恕论略

宋恕作为清末维新变法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可通过其学术思想去发现。他把晚清的中国衰败归咎于其学之不正,竭力主张返本复正,即尊崇原始儒学,而贬低所谓有违儒家正统的汉后阳儒阴法之学和“闽洛之学”。在杂糅中西、“复古改制”的旗帜下,他提出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主张,其中包括鲜明的伸张女权的主张,是戊戌时期一位富有特色的思想家     

杨度与清末资政院《新刑律》议案的争论

1902年开始的十年内,晚清政治高层围绕着刑律修订的不同意见而爆发了激烈的“礼法之争”.时逢资政院成立,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身份将新刑律按程序提交资政院审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涉及新旧刑律的区别,以及改颁新律的意义,其发言暗含对礼教的批判,从而正式将礼法争论的场所转移到了资政院内进行.通过审视杨度在资政院的这一发言,可以对研究晚清礼法之争作一个侧面的补充,同时也对立法过程中传统的扬弃问题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近三十年来国内晚清海防思想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的国内晚清海防思想研究,可以以2000年为限而分为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学界对晚清海防思想研究的基本框架、观点都已基本界定,相关的论著也有一些;第二个阶段,学界对其研究在深度、广度上有所拓展,有关的论著在数量上要多于第一阶段,但基本观点与前一阶段大致相同。从内容上来看,本文的综述,包括晚清海防思想宏观研究、个人海防思想、同光年问塞海防之争、晚清区域海防思想研究等四个方面。     

风云际会的晚清新经学转型——张之洞与廖平的师生交往及其学术史意义

前人有见于张之洞和廖平学术面相之异,而未深究张廖学术实质之同,或以避免"逼贿"、"惧祸"之嫌疑而曲为辩说,反而遮蔽张廖契合之真相。张廖师生爱国尊儒、援西护中,在晚清经学转型过程中,前期殊途同归,后期若合符节,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共同努力中做出卓越贡献,奠定了新经学基本范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永恒的普适价值和非凡的当代意义。在中国文化百年劫难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无逃于"古今中西"之争问题意识,因而由张廖奠定的、"中体西用"为特征的新经学范式,也是最可借重和极富启发性的中国文化重建和当代儒学复兴的基础理论。     

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湖南维新运动时的新旧之争 ,不仅是一场政治立场之争 ,也是一场学术文化之争。从《翼教丛编》及叶德辉其它的学术活动与主张来看 ,其反对变法 ,在学术文化上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 ,出于保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其二 ,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取向 ,使他不能同意维新派的一些主张 ,如蔑视训诂、追求大义等 ;其三 ,从古文经学的角度出发 ,叶德辉崇《左传》斥《公羊》 ,不同意新派人士对公羊学的鼓吹。这些主张自有其学理的根据 ,但他反对维新变法 ,逆历史潮流而动 ,仍然是要批判的。     

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礼仪之争"研究综述

明末清初时期的中西礼仪之争是海外汉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曾给中国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同时论争双方在欧洲发表的大量介绍中国的文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催生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本文主要梳理了礼仪之争的不同阶段,使我们对其发展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探讨了它在中欧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彰显其研究的学术价值.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而他的理论创造,则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重评“问题与主义”之争

发生在１９１９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也使胡适蒙垢甚多。本文依据可靠的资料，以历史的眼光，从论争的背景、论争的真相、论争的影响、以及被误解的原因，重新审视和评判，可知：论战双方尽管思想信仰上各有不同，究其实质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的分歧，更不是青年胡适有意“挑起”、旨在阻碍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等。它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摩擦的必然反应和一种表现。     

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汉宋之争”的研究并不能单纯地从学术史外缘进行阐述,它具有真正遵循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向前的学术轨迹。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持续时间之推定,并不能仅仅界定在汉学兴盛之后,而应是横跨了整个有清一代,这个内在的学术轨迹虽然经历了汉盛宋衰、宋盛汉衰、汉宋合流的阶段,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思想的交融与井喷,不管是相互批判对立,还是相互融合调适。这些分段式的学术演绎无一不在反映清代学术史活泼、前进、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特性。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衍生、发展、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批判,及至最终的合流,都无一不证明学术史是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使得清代思想史在激荡与调适中展现出绚烂的学术火花。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域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论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20世纪初,清未修律运动引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大论战——礼法之争,对晚清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分别阐述了礼法之争的背景、过程与性质,揭示了礼法之争是在法制近代化历程中的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改革之争,最后阐明了其对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处理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的重大借鉴意义.     

怨恨·颓废·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

“晚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难以定位的“乱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晚清小说折射了晚清一代中国人的想象和认同,对历史的体认及对自我的理解。文章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来重新切入《花月痕》这部被人遗忘的晚清重要小说,考察这部“乱世飘零文本”中所蕴涵的怨恨、颓废、回瞥等现代性因子,并以此作为晚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学“表征”,烛照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及其排遣的历史方式。     

西学传播与晚清社会的蜕变

晚清时期西学传播本身既是中国近代社会蜕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过复杂的作用。经济领域中生产力的变革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政治领域中维新变法与革命、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怀疑,以及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都可以说是同西学的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封建守旧势力依然盘根错节的近代社会。梁启超所说的。西洋思想运动”始终不可能奠定一个“健实之基础”。     

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变迁与“文学”学科的建立

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学术分科观念逐渐分化,西方学科观念开始成为知识界对学术进行分类的基本准则.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类体系中“文学”概念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方近代意义的“文学”分科,较早出现在晚清开明士人对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介绍当中,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宋恕、王韬等人均有相关论述.然而其时输入的西学以器物、技术及政制为主,“文学”并不受人重视;“文学”作为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支,首先出现在京师大学堂.《奏定学堂章程》尽管将“经学”与“文学”并立,但其七科分学的理念,反映出“文学”作为独立分科已基本形成;民国成立以后,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文学课程的设置、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等,“文学”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非正式制度环境下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博弈分析——以晚清“甲申易枢”前后的“铁路修筑之争”为研究对象

本文尝试以博弈论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为依据,将晚清“铁路修筑之争”纳入到非正式制度安排下的博弈情境中展开分析。作者认为,理性的博弈参与方都会倾向于利用本集团的优势来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使得中国早期工业化问题上的博弈结果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