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题画诗类型新解——以中国现代画家诗人诗作为例

“诗画一律”是中国独特的艺术传统,这一艺术融合的最终形成是“诗向画的靠拢”与“画向诗的靠拢”双向运行的结果,题画诗是对“诗画一律”艺术观念的实践。通过列举中国现代画家创作的题画诗,证明中国题画诗从诗画关系上可分为三类：诗意大于画意、诗意等于画意、诗意小于画意。通过对中国画家题画诗新的类型分析,既能理解画家在创作题画诗时的“文本间性”,又能认识均衡艺术修养的重要性。     

文同枯木题材“诗意画”及诗意境界

“枯木”题材“诗意画”是北宋诗画交融之文人墨戏的重要类型,源于盛唐以来山水画中的寒林古木和松石小景,而新变于文同。他的“枯木”绘画一变唐法,描绘古木全景,以竹石点缀其间,奇古简重,意兴盎然,与其诗歌创作同一机杼,是其学养品德,志趣性情的诗意表现。文同的“枯木”绘画,下开苏轼枯木怪石,为诗画交融诗学思想和艺术实践拓开了新的意境空间,丰富并推动了北宋“诗意画”创作的发展,对元明以后枯木题绘画的创作影响也至为深远。     

北宋句图对“诗意画”发展之作用

“句图”是北宋诗歌景句的选本,因文人绘画审美与宋诗吟咏风物的艺术追求深度介合,在诗画互位言说的语境下,被视为“诗中有画”的典范。“诗中有画”的审美观照,以诗句为画的艺术实践,在拉近“句图”与绘画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句图即画”的观念,从而开启了宋人“诗意画”“以句图为画”的创作历程。“以句图为画”不是北宋“诗意画”的最高境界,但借助“句图”的美景佳思,或图解诗境,或直写诗意,或另外创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增强绘画的诗意内涵,提升画品,为画家创作出更高水准的绘画作品奠定基础。     

“诗中有画”在现代

“诗中有画”在现代杜胜韩自从苏轼提出“诗中有画”、“诗画一律”后，千百年来人们更加自觉地追求诗画的共同美。不过，画与画不同，历代绘画格局发展流变，画宗画派更迭林立，各有美学追求。中国绘画发展史告诉我们，晋代以后绘画逐渐摆脱古拙的局面，开始走向精致和规...     

“墨菜”诗画的文化内涵及其现实意义——从《论语》“疏食”歧解谈起

“墨菜”图与传统的“蔬食”观念一脉相承,它以诗画结合的方式道出了传统知识分子特殊的情结与信念:安贫乐道、淡泊自守的隐逸情操;躬耕田亩、摘蔬侑酒的田园情趣;不为物役、淡中至味的哲理体悟;咬定菜根、百事可成的笃定精神以及心怀天下、体恤民生的社会责任感.“墨菜”诗画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在当下仍具有积极意义.     

近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新古典”叙事

近十年大量“新古典”小说的涌现,标志着作家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克服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问题,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作家们将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成功地“化入”中国叙事传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更以主体投入的方式进行“有情”的叙事,重新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学面对历史、现实的主体性。这就使得某些特定的古典诗意范畴获得了与时代相连的新内涵,从而实现了古典抒情境界的现代重构。     

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长物志》中“如画”园林审美理想的现代性解读

明代文化空前繁荣,文人赏月吟诗,踏云寻梦,园林美学也随之发展的欣欣向荣。其中,明代作家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所提及的“雅俗之分、正统厘定”,涉及范围极广,堪称园林美学的设计指南,在我国园林美学史上有着卓著地位且至今仍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以《长物志》为蓝本,从美学的角度将生境、画境、意境融入审美化的园林情境,分析总结了《长物志》中“如画”的园林审美理想在现代园林设计中的表达,提出了中国传统设计观念的现代性转换仍需取法诗画的艺术理路,以此主张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既要继承传统不落流俗的品位和情怀,也要取法诗画,强调意境的营造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使现代园林规划设计体现出以人为本、以简驭繁、秀雅绝俗、吐故纳新的精神面貌。     

“意境”散论

“意境”作为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不能用西方理论和思维模式简单演绎，把“意境”说成是主客观统一的典型形象。在“意欲’审美中，不是“情景”，而是“虚实”构成其核心因素。“意境”以虚实为本，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美学的超越精神。“‘祥境”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境界的典型表现和最后完成，在“意境”审美中具有重要意义。“意境”范畴可以进入现代美学中，它的诗意体验和超越精神，在现代审美中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花朵”和“地面”之间——汪荡平戏剧作品分析及对现代戏剧创作的思考

汪荡平的戏剧作品 ,以其主题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人物的世俗性和诗意性、情感的喜剧性和悲剧性、艺术表达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启发我们对现代戏剧创作审美定位的思考。现代戏剧 ,应该把“舞台”搭建在“花朵”和“地面”之间、“诗意”和“凡尘”之间、“高层”和“平俗”之间     

《文心雕龙》中的“文-图”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文-图”观开始形成,并逐渐在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上演变为一种突出的时代倾向.刘勰的《文心雕龙》从诗画的起源、发生和特征等方面,对文学与图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象在文先”、“形神兼备”和“写气图貌”等重要的观点和命题,不仅代表了当时“文-图”观的基本主张和认识高度,也为后世的文论、画论所继承,奠定了“诗画一律”这一中国传统“文-图”关系理论的基调.     

试探“诗画同源”

按西方艺术分类，诗是时间艺术，画是空间艺术，诗与画作为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德国莱辛的《拉奥孔》就是论诗画这种关系的经典性美学著作。与西方美学异趣，中国美学不是着眼于诗画的界限，而是侧重于中国诗画的同源、同一关系，其最早的明确表述是苏武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诗画同源命题包括两方面的理论指向：一是指中国诗画有共同的起源，共同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哲学背景，二是指有共同的创作基本原则。本文揭示，就第二方面说，中国诗画同源是指中国诗画在创作上存在着共同的基本思维方式，共同的基本结构方式，以及对意境的共同追求。     

论诗画融合的美学依据

本文在考察了中国艺术史上诗画结合的过程之后,依据中国诗画结合的艺术实践,论述了中国诗画艺术原理的共通性：都是表现艺术,都讲究“虚实相生”,以及他们之间物质媒介不同的差异性与追求互补的吸引力,从而以此为中国诗画融合的美学依据。进而阐述了中国诗画融合艺术传统形成的“土壤”和“气候”。     

既定理性观念的排斥与“诗意建构”——现象学和意象论对谈之一

对既定理性观念及与之相关的“诗意建构”的态度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现象学和中国传统意象论对话的一个主题。现象学和意象论都有对既定理性观念第一性的排斥,但两者的“排斥”有深刻的差异。与之相关的“诗意建构”也为意象论和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家所重视,但同样,其内在的相异是深刻的。     

城里“人”与“诗意的栖居”

这是一个因农民进城而出现的问题——城市化问题。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传统的乡村社会在中国城市化的潮流里将逐渐淹没。然而城市化不等于必然就要去除文明和文化,去除感情和人性,去除审美和诗意。如果说,城市化对许多人来说是无奈的选择,那么,通过世俗的个性化的创意方式,建构新的“城市诗意”以达“诗意的栖居”,则应是城市化了的人的理想选择之一。     

试论元杂剧脚色与人物之间的“戏拟”关系

元杂剧的脚色与人物是既可相对独立又能相互交融的辩证统一体 ,脚色与人物之间形成一种“戏拟”的关系。“戏拟”追求“神似” ,是诗画“离形得似”的传统美学观念在戏曲中的独特表现     

后现代哲学的“诗意”风格：增补、异域、游牧——从庄子与后现代的会通角度看

西方当代哲学所谓的转向和“终结”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哲学“叙事方式”的“超越”。尤其在“科技理性”一统天下时,以逻辑、理性为主宰的“僵硬”叙事风格遮蔽、阻碍了哲学所固有的创造性,而哲学本应该是充满诗意的“创造”。后现代哲学的转向的特征之一就是将诗意重新赋予哲学,让哲学在诗意中重新呈现出来,此“诗意”风格与中国哲人庄子有着贯通之处。     

“诗意地栖居”——人生审美化的至境

在现代工业社会，工具理性膨胀，人文价值丧失，道德意识危机，人日益沦为“物化”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正遭受空前污染，人和这个世界变得毫无诗意可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类迫切需要精神上的终极关怀和灵魂救赎，极度渴望重返精神家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诗句予以深刻的哲学诠释，为苦苦寻求终极觉悟但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之中的现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本文拟从“诗意地栖居”的本质内涵人手，探寻导致现代人精神危机的内在根源，旨在剖析“诗意地栖居”这一哲学命题对于医治现代人精神疾病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在“古典盛宴”和“现代窗口”之间吟唱的诗人——闻一多诗歌审美意象解析

闻一多的诗歌意象有两类 :一类充满“古典”气息 ,笼罩着华宴的芬芳和沉醉的诗意 ;另一类裹挟“现代”色彩 ,流转着天地间变幻的风云。诗人进退在“古典盛宴”和“现代窗口”之间 ,用两类意象表达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闻一多笔下的审美意象 ,其生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给读者带来了特殊的美感。     

诗歌的“意味说”

意味是叠加在意义上的轻微差错，它由此造成的理解上的轻微湍流，揭示出诗意的真正构成。本文提出的“意味说”，比已有的“意义说”更接近诗意的真相。它揭示了意义本身并不产生诗意，但它规定了意义和意味构成诗意时的有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