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鲁迅的“竹内鲁迅”

通过先行否定《呐喊》、《彷徨》、仙台经验、启蒙者、先觉者等现实鲁迅像,竹内好以《野草》、S会馆时期、文学者、非先觉者等为回心之轴,塑造了一个本质为"无"的绝对"文学者鲁迅"。但是,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目的论,使"竹内鲁迅"陷入了一种玄学式的同义反复逻辑,以至于以否定鲁迅来成就"竹内鲁迅",以无限否定至无来证明"无"。"竹内鲁迅"的形式先于内容、语言先于事实、目的先于历史,不过是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二战"期间的日本知识人,表达其无法克服的历史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媒介。"竹内鲁迅"其实"无"鲁迅。     

日本学者竹内好论鲁迅的作品

<正> 在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当中,竹内好先生(1908——1977)影响是极大的。他在一九四三年写了一本专著《鲁迅》,一九四四年由日本评论社作为《东洋思想丛书》之一出版,后又改为创元文库版和未来社版多次再版发行。仅以未来社版为例,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七年,就印刷发行了十五次。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这著作的重视。自四十年代起,他的鲁迅研究就在日本获得了“竹内鲁迅”的赞誉。这也可见其巨大影响之一端。竹内好的这部《鲁迅》被认为是“竹内好关于鲁迅研究,的一部具有总括性、开创性和代表性的著作”(见陈漱渝:《国外鲁迅研究状况》、《批评家》八六年第二期),涉及到鲁迅的传记、思想、作品以及鲁迅对政治与文学的看法等一系列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打算把这部著作中《关于作品》一章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供研究鲁迅的同志们参考。     

鲁迅的“原点”：伊藤虎丸对竹内好和丸山升的质疑

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具有独特的思考路向和理论发现。他对竹内好和丸山升忽略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发生和鲁迅“原点”问题的倾向,提出了质疑与批评,通过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之关系的探讨,提出了所谓“原鲁迅”命题,并将鲁迅留日时期所获得的思想与其归国后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发现了在其背后的作为影子的“鲁迅与明治文学”的存在和影响。     

革命辩证法:鲁迅、竹内好与近代的超克

从战时创作《鲁迅》到战后以中国为方法批判日本的近代,从重估“近代的超克”思想到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命题,看似不断转向的竹内好,却始终坚持着一个基本诉求:通过抵抗西洋的近代来建构东洋的近代。东亚世界追求主体性的近代合乎情理,但由此生发的各种“反近代的近代性”思想,却隐含着难以逾越的自反性矛盾,从而导致东亚各国的反帝、反殖民革命在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也造成以反西方为籍口的次帝国主义政治的发生。虽然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创造性地再生产了鲁迅及其文学,但亦应注意其永远革命的超克话语中,其实一直游荡着反革命的幽灵。     

“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以所遇为孙子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鲁迅便请祖父改名,后改为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     

鲁迅说“不”

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巨匠,鲁迅在很多事上,常常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不同流俗”乃至“特立独行”、1929年12月24日,曾任众议院秘书长、     

解读鲁迅的“呐喊”

北大教授严家炎曾说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 ,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①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高峰的短篇小说集《呐喊》 ,收了鲁迅 1 91 8— 1 92 2年所写的 1 4篇小说 (出版时收入 1 5篇 ,1 930年 1月第一次印刷时抽出了《不周山》一篇 ) ,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呐喊》的问世绝非偶然 ,而是他的思想里程发展的结晶。要想真正理解“鲁迅的呐喊” ,就必须从鲁迅的“美好思想———理想破灭后的寂寞———受新文化鼓舞而呐喊”这三个方面入手。一、鲁迅的美好思想的变迁(一 )第一个理想 :离…     

鲁迅弟子关于“鲁迅”重构的内部争辩

有关鲁迅思想阐释及“鲁迅”形象的再叙与重构,是建国初年文化再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键当事人,鲁迅弟子出于位置不同、对鲁迅精神理解与继承方式的差异,在其内部酿成两个“鲁迅”相冲突的理论争辩。它从胡风、雪苇等对冯雪峰等的不满开始,以耿庸《〈阿Q正传〉研究》的出版为标志。耿著批评“两期论”,表面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统摄鲁迅前期和后期,实意在回避《讲话》有关思想改造的权威论述,申张启蒙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探求。这一论述策略,被另一鲁迅弟子唐弢在《文艺月报》组织文章予以批评、揭露。由于丧失公开的文学资源,胡风、耿庸等只得以私信、讲演等方式展开论辩。但由于主客观的多重因素,这场论辩终于因陷入批判旋涡而流产。     

鲁迅与“拿来主义”

鲁迅不仅是"拿来主义"思想的倡导者,也是"拿来主义"思想的杰出实践者.在对待文化遗产以及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鲁迅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文学创作实践上,鲁迅融合创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天地,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鲁迅心目中的“中国”

鲁迅心目中的“中国”关振强（江门市农行干校新会５２９１００）什么是鲁迅心目中的＂中国＂？鲁迅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中国地质略论》）在鲁迅心目中：中国就是＂中国人之中国＂。朴...     

鲁迅“炼”字

大文豪鲁迅十分注重锤炼语言,讲究遣词用字。他为寻觅"唯一的、完美的"一句话、一个字,往往千挑万选,反复推敲。从他对手稿语言字斟句酌的修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思想境界的高     

重申“鲁迅精神”

在当今学术界 ,一方面研究鲁迅的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论文”化的鲁迅不是本色的鲁迅 ,吃透鲁迅精神的学者名流多如过江之鲫 ,可是在人格上传承鲁迅精神的知识分子却少之又少。一个三流的学者当然能从鲁迅身上获取学术利益 ,然而却只有一流的学者才能从鲁迅身上获取人格力量。另一方面把鲁迅的思想当作绝对的权威 ,强制性地让青年们接受和服从———学院化 ,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也不再是真正本色的鲁迅 ,鲁迅被“神化”的同时 ,也被庸俗化了。因此这是一个鲁迅缺席的时代 ,重申鲁迅精神的直面、求真、启蒙刻不容缓。     

论鲁迅“自序”

鲁迅为自己文集所写的“自序”是一类具有特殊魅力的文章。其中蕴含着鲁迅个体生命感觉、生命姿态、生命方式 ;可追寻鲁迅在不断地自我反省中形成自己人生哲学的精神过程 ;还可在其特殊的艺术融化力中 ,发现鲁迅艺术酿造中的两个重要因素 :“幻化”与“夜”。     

鲁迅“碰壁”臆测

一、所谓“碰壁”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鲁迅连续在三篇文章——《华盖集·“碰壁”之后》(1925年5月21日);《野草·死后》(1925年7月12日);《华盖集·“碰壁”之余》(1925年9月15日)里说到自己的“碰壁”。鲁迅说:“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又说:“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那么,“碰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鲁迅的战斗生涯。先看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     

鲁迅“拿来”易卜生

一如同对国外诸多作家一样,对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伟大剧作家易卜生,鲁迅“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②,实行着彻底的拿来主义。这首先表现在鲁迅对易卜生的评介方面。早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鲁迅,便在他用文言文撰写的两篇论文中,“拿来”易卜生,向中国读者评介。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说: 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 Ibsen)见于文界,瑰才卓识,……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以牴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     

“鲁迅圈子”的形成

中国的文人群体自古以来就有聚会结社之风。明清之际,由于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的增多与文人聚会结社制度的逐步完善,文人群体间的聚集开始有了自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即是"圈子""群体"的归属意识。晚清报刊媒体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文人社交的"圈子化"。鲁迅在初到日本留学时就开始有了"圈子"意识,先是加入了"同乡会",继而结交《浙江潮》的编辑,后来自己组织人员想创办新的文艺刊物《新生》,在经历《新生》创办失败后的多年沉默,鲁迅在北京又加入了《新青年》的文化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盟军。鲁迅深知文学圈子的重要,多年来不断组织身边的青年创办各种文学杂志,并最终形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文学圈子与文化圈子。     

鲁迅“立人”“兴国”的教育观

“立人”是鲁迅教育观的核心，是与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相一致的。“立人”要用家庭教育着手；“立人”要从儿童读物，用新思想，新文化培养下一代。     

鲁迅与“孝”

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对传统文化的"孝"认识最深刻、批判最激烈的作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有时不得不遵从封建礼教,因为他又不敢背负不孝之罪,是在十分守"孝道"的同时剧烈牺牲自己的,是什么促成了如此的矛盾?又是什么使鲁迅面对朱安有"罪人"之感.因为他仅仅是历史过渡"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他所承载的历史变革重任还要继续"探索".     

“鲁迅”在延安

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延安时期已经成了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延安新文化的象征。＂鲁迅＂之所以在延安深入人心,是与其作品在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鲁迅＂在延安是以如下几种形式得以传播的：鲁迅作品在延安被大量编辑、出版和改编;在延安举行了多场的大型鲁迅纪念活动;＂鲁迅研究＂在延安已成为＂显学＂。1942年前后,在延安出现的以＂鲁迅＂为名目的文艺新潮,正是由这场＂鲁迅热＂催生而出的。     

思想是如何成为自身的——解读"竹内鲁迅"的一种线索

2005年,日本老一辈学者丸山升的论文集《鲁迅·革命·历史》在国内出版.①我在读其中的《日本的鲁迅研究》时,对他解释"竹内鲁迅"的一段话印象深刻.这段话意在解释为什么竹内好放弃对鲁迅思想"变化"的研究,转而探求鲁迅身上"不变"的因素.他指出竹内好用"回心之轴"、"文学者的自觉"等语言所表现的东西,是鲁迅身上几乎性格化、气质化了的某种因素,因此很难用语言定义、说明,甚至这种定义、说明本身是做不到的.那么,探求这种难以证实的东西的"行为"(方法)背后指向什么?在丸山升看来,竹内好之所以执意去探求鲁迅(表面变化的)思想背后不变的因素是因为他深刻体验到"‘思想'是多么脆弱的东西,或者换言之,将‘思想'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是多么困难".[1](P345)所以竹内好面对的问题是:"对于人来说,最后留下的是什么?人靠什么而得以生存?"[1](P345)这是竹内好把握鲁迅的出发点.在丸山升看来,竹内好能够深刻感觉到这种"思想"的外在和"脆弱",并形成写作《鲁迅》的动力,是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的日本,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许多‘思想家'们,不仅政治上败北,思想也很容易变化,倒向了军国主义、国家主义".[1](P345)丸山升以这种明白而准确的方式把握了竹内好写作《鲁迅》的立意及其得以产生的现实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