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的圆形结构

《伤逝》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向来以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抒情诗般的格调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周作人曾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很难懂”，是“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他解释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其实，《伤逝》并不难懂，也不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解的一篇。只是周作人作为“兄弟恩情断绝”的一方，站在他的角度来解释鲁迅作品而别有会心，或别具用心。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的。与周作人仅从一己的经历、体会或企图出发狭隘…     

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的崛起——鲁迅杂文研究之一

(一) 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样式,鲁迅杂文究竟是如何萌芽,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较少涉足这一领域,因而尚有进行综合探讨的必要。鲁迅曾概略地说过,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新青年》杂志,可以说是现代杂文的摇篮。杂文的最初的开拓者,除鲁迅外,尚有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胡适等。当文学革命发轫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尚属纯议论文,而且留有文言的外壳,但文中所透露的对封建文化的激烈攻战,却是与后来杂文的精神相符的。一九一八年,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你好! 前日马蹄疾同志持赠贵刊三册,其中一九七七年第五期上刊登有他的大作《(鲁迅书信集)系年质疑》,读后感到他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考订鲁迅书信的日期,看来似乎琐细,实际上跟研究鲁迅生平作品关系甚密,稍有疏忽,即易导致其它方面的错误。我同意马蹄疾同志对所举九封鲁迅书信日期的订正,并想对其中致周作人三信日期的考证补充一点旁证材料,并纠正该文的一个说法。一、《鲁迅书信集》中1921年8月3日致周作人信,日期应订正为同年9月3日。该信中有“老三昨已行”一语。“老三”,即周建人,乔峰。查周作人日记,9月3日项下云:“得乔风函云,今日往上海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的崛起——鲁迅杂文研究之一

(一) 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样式,鲁迅杂文究竟是如何萌芽,如何发展的,研究者们较少涉足这一领域,因而尚有进行综合探讨的必要。鲁迅曾概略地说过,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新青年》杂志,可以说是现代杂文的摇篮。杂文的最初的开拓者,除鲁迅外,尚有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胡适等。当文学革命发轫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尚属纯议论文,而且留有文言的外壳,但文中所透露的对封建文化的激烈攻战,却是与后来杂文的精神相符的。一九一八年,《新青年》断然改用白话行文,同年四月更增设了专载短评的《随感录》专栏。这就不但使杂文获得了与其战     

鲁迅与书刊宣传评介

鲁迅是伟大的编辑家,他一生花去大量心血和精力从事编辑工作,有许多精湛的思想,有十分高尚的风范。然而,有人至今仍囿于编辑无“学”,自然也无“家”的成见,认为封鲁迅为编辑家,不过是想拉鲁迅这面大旗,为编辑这一行装门面、壮声威。持此论者,只能说明自己对鲁迅还缺乏应有的了解。事实上,鲁迅“弃医从文”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办《新生》杂志。《新生》流产后,他又与周作人合作编辑《域外小说集》。鲁迅逝世前的最后一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     

怎样理解“疑古玄同”

鲁迅诗稿《教授杂咏》的第一首是讽刺钱玄同的。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这首诗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可以说这首诗的创作同鲁迅最后一次访问北京和到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有关系。鲁迅是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回到上海的。当他北返探亲并应邀在北京各大学作演讲时,钱玄同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当他一听到鲁迅要来学校讲演,为了反对鲁迅在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他疯狂地叫嚣:“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但是,这既吓不住要求革命的北京青年,更吓不倒连特务的监视和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     

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作品中的乡土性

周氏兄弟的一些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对绍兴风物、风俗的描写，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人民的关切。但表现不尽相同，而是各有特色。鲁迅的故乡景物描写是“点染性”的，而周作人则主要是“全染性”的，具有“深浓”的特点，且又冲淡自然；周作人虽对故乡有一定的怀恋与情感，但没有象鲁迅那样热烈，往往只记叙个人情趣，抒发自我性灵；鲁迅对家乡农民命运与前途的描写与探索，自然要比周作人深刻。在周作人的灵魂里，潜伏着“绅士”与“流氓”两种不同的“鬼”．     

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斗争——学习鲁迅札记

鲁迅跟钱玄同一道从学章太炎,《新青年》时期并肩战斗,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鲁迅和钱玄同之间,长期存在着思想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鲁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从维护革命利益出发,对钱玄同进行过严肃地批评和斗争,希望他改弦易辙,而未能被钱玄同所接受.于是,鲁迅便不得不断然与之绝交.今天把这个过程的大致情况弄清楚,一方面可以学习鲁迅在思想斗争中旗帜鲜明、始终坚持革命原则的可贵精神;一方面可以从钱玄同的道路上吸取教训,积极开展思想斗争,提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钱玄同早年经学思想述论

钱玄同早年经学思想经历了由“颇宗今文”到“专宗今文”的发展过程。他接受今文经学思想既有个人因素也有时代历史原因,他的今文经学思想独具特色。今文经学思想在钱玄同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今文经学主张的怀疑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解放对钱玄同早年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促使钱玄同由国粹派走向《新青年》派,由复古走向疑古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失落自我的苦苦寻觅及其他--读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

一再在文中阐述人性的归根倾向 ,是 4 0年代初期开始的周作人撰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心理动因 ,在于附逆后的周作人自感于本我失落而试图寻回以恢复内心平衡的迫切要求。 194 6年关押于南京监狱中《儿童杂事诗》的创作 ,正是从与这种寻根倾向一脉相承而来。诗作者在稚情憨态孩童的勾描中 ,在人与自然圆融无碍童年世界的创造中 ,在与鲁迅“兄弟怡怡”之情的重温中 ,苦苦寻觅着失去的自我。另外 ,《儿童杂事诗》也隐含着周作人的某种申辩 ,寄寓着他对人们以“变”来概括全人 ,抹煞了他“未变”部分的某种不平     

三味书屋

文集共三卷。辑录了许广平1917—1966年间的作品389篇。这几近囊括了她著述的全部。首卷收作者有关家庭、童年、求学及至走向社会搏击风云的自述、与社会名士交往以及评说世事诸方面的文字;第二卷遴选作者追忆鲁迅的生活、学习、战斗和有关纪念鲁迅发表的讲辞等篇什;第三卷含《两地书》和作者致鲁瑞、朱安、胡适、周作人等手札四六通。其中《遭难前后》为建国后首次公开发表,真实地记录了作者被日本人囚禁时在牢狱中与敌作不屈不挠斗争的感人场景。     

鲁迅《教授杂咏》两首新笺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鲁迅《教授杂咏》共四首,这是第一首,作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诗的本事,历来都认为是讽嘲钱玄同的,因为钱玄同在五四时期说过:“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以此笺诗,自无不当。但是,问题尚须进一步探究:钱玄同此语是否还有所本?他始创或转贩这个说法用意何在?鲁迅为什么称他“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钱玄同的“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之论,有人认为是开玩笑罢了。我以为,如以     

关于周作人“礼赞娼女”的辩正

一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激烈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娼女礼赞》,称它是“毒汁四溅的黑文章”;一期不久前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中,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周作人后来堕落到“礼赞起妓女……来”。 这是完全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的。 《娼女礼赞》是周作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三礼赞》中的首篇。从表面上看,文章批判     

范爱农致鲁迅第一封信日期质疑

范爱农生前曾多次致信鲁迅,周作人保存了其中三封,为时较早的一信(姑且称第一封信)是范爱农第一次失业后去杭州时写的,未署月份,仅署有“二十七号”数字,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哀范君》及《知堂回想录·九四、辛亥革命(三)》等文章中多处指实为“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寄给在绍兴的鲁迅的”。此说多年来相袭援引,无人质疑,实际上周作人有误。     

解读周作人(下)

“寄沉痛于幽闲”　　———读《关于活埋》　　周作人晚年曾毛遂自荐了一批自己的散文 ,除我们已经分析过的《无生老母的信息》、《关于傅青主》、《游山日记》诸篇外 ,还有收入《苦竹杂记》的《关于活埋》。这篇同是文抄公体的散文却另有特色 ,其特别之处在我看来至少有二。先说其一。《关于活埋》是讨论“死法”的。这是个大题目 :人生无非是“生”、“死”二字 ,周作人既要关注与研究“人”(人性 ,人生 ,等等 ) ,当然要大谈“死” ,周作人确也写了不少文章讨论“死法”(参见收入《雨天的书》的《死法》) ,研究与死有关的风俗 ,以至于鬼…     

手电筒朝内

1923年7月19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家中,弟弟周作人铁青着脸,递给他一封绝交信。那一年鲁迅42岁,周作人38岁。随后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迁出另住。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籍什物,周作人夫妇竟趋前辱骂,周作人甚至还向鲁迅抛掷金属钝物。1925年10月21日,鲁迅写出短篇小说《弟兄》。     

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与绍兴人

1918年1月13日鲁迅日记：＂赴北京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举办的茶话会,并照相。＂浙江省第五中学的前身是绍兴府中学堂。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也曾在这所学校任教,因此也出现在照片中。鲁迅从1912年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绍兴会馆,日常与同乡的接触很多。后来周作人也来到北京,与哥哥同住会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不够古雅,于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