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我国社区分类治理研究

社区分类治理是基于社区异质化和社会问题社区化的现状考察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社区治理理念。从目标、依据、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社区分类治理的意涵和内容体系进行阐述,社区分类治理要以“共建共治共享”作为逻辑前提。社区分类治理的具体推进路径是治理理念要从行政化逻辑转向以治理需求为中心,治理机制要从“一刀切” 转向“创新引领”,治理资源的整合要从“一元管理” 转向“多元共治”,借助信息科技,实现从标准化到个性化、精细化的转变。     

价值共创视角下“三共”社会治理格局的大数据应用研究

大数据技术不仅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简称“三共”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技术手段,也必将带来社会治理新范式。在对相关理论背景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价值共创视角构建“需求感知—组织运作—价值创造”分析框架有层次地分析大数据在构建“三共”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功能导向,进而从意愿、信任、技术、互动四个方面分析了新时代下构建“三共”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因素,以探索实现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策略研究——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分析

多元共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与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不仅具有较高的契合性,而且对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仍存在公共能量场发育不完全、话语形式选择偏差和话语的正当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借鉴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推动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可以从通过赋权赋能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公共能量场、根据政策情境选择好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话语形式、在互信的基础上坚守话语的正当性等方面进行推进。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下“三共”社会治理格局:概念框架与运作机制

共建共治共享（简称“三共”）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指在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指导下,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融合成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打造社会事业的平台,治理社会事务,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形成共益、公益、私益合一的基本形态。其概念框架包括党领导一切、政府负责、依法治国等七个方面。其运行机制指“三共”社会治理格局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新时代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一直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广东省Y市Z镇通过贯彻落实“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方案,其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宣传工作与村民认同感培养的衔接问题;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协调问题;企业注重成本效益原则与村民小农思想的协调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关系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政府、村民和企业分别作为治理过程中的“引领行为者”“参与行为者”和“守护行为者”,更应该形成联动共治、互助共建、共赢共享的,强调公共利益、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关系和新格局。     

“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救助：现代功能、实践困境及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与“互联网+”的融合是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社会救助主要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以成本低、网络化、互动灵活性强等优势创新社会救助服务方式,实现社会救助的多元化、社会化、精准化和高效率。社会救助制度从应急化范式到民生共享范式的演进过程中,“互联网+”社会救助助力社会救助对象精准化识别、救助信息跨部门共享、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社会救助整体性治理,为构建社会救助的民生共享范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实现载体。然而,“互联网+”社会救助在发展中面临信息弱势群体、共享壁垒、信息安全及准入机制等需求表达、管理与协作、技术、资源等现实困境。因此,应更新社会救助理念,改进贫困识别机制,拓宽需求表达渠道;破除制度碎片化运行,优化社会救助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救助的制度整合;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目标,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协同和网络服务机制,促进“互联网+”社会救助新发展,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治理,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党建引领+“五社联动”让困难群体更有获得感

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共有残疾人2047名,其中重度残疾766人,低保户289户。为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格局。三条石街道党工委围绕“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要求。     

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

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属性,是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支撑条件,也是未来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方向。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可达性高的公共场所、合作参与的集体行动、多元包容的空间理念、混杂复合的社会功能和公益共享的价值追求等五个方面。但处于转型期的乡村,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着可达性不足、公共参与的缺失、空间发展理念的迷失、社会功能的弱化以及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公共性困境,给社会整合和乡村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从共建、共治、共享三个方面共同推进,重塑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性。     

整体性视阈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整体性思想的观照和整体性治理范式的运用。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可以从生成逻辑、问题逻辑、思维逻辑、行动逻辑四个层次进行把握。其中,时代演进、矛盾转化、动能转换、方式演化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的生成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历史必然性;网络空间问题的整体图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和现实镜像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问题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现实必要性;总体性思维、相关性思维、大数据思维、公共性思维、跨界融合思维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思维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方法科学性;主体合作共治基础上的思想引航、目标指向、手段规范的“一体三维”结构体系,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行动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可行性。     

智慧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实践进路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信息革命的深刻嵌入,催生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相交互的社会形态,并日益生成了大数据算法与小数据挖掘相耦合的技术取向、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相并立的构序场境、规则治理与代码规制相互补的约束原则。它们在社会建设进程中获得实践性展开,孕育生成了开放安全的数字生态圈、协同联动的多元治理圈和包容普惠的红利共享圈,社会治理理念日益成熟,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内涵更为饱满,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动力。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县域治理

回溯县域治理的横向历史进程维度,结合当前的县政改革实践路径,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对其具备了较强的解释力.面对急遽变革的现代转型社情,县域治理的构成要素趋向多元化,在聚合关联要素行动的同时,通过形塑诸多子系统的价值回归,为县域治理提供了稳定的文化生态支撑.在治理理念关照下的县域改革,通过耦合治理要素所形成的新平衡,正视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建构县域治理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能够满足新发展理念下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项目制研究的现状与新路径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深广的影响力。文献考察发现,国内研究围绕五个主要议题展开,研究成果较集中于近六年内;国外研究也有一定基础。既有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研究视角有缺失,偏重宏观层面和政府视角而忽视了基层村庄社会的回应;二是研究议题失均衡,对项目制负面效应发生机理和防范机制研究还很薄弱。“村庄回应”是项目制研究值得重视的一条新路径,以此路径切入,可探寻“项目进村”的实践逻辑与问题成因,是有利于找到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提升项目制实践成效并防范“项目进村”负面效应的有效方法。     

复合治理视域下的地方“评比表彰”执行逻辑

评比表彰作为一种常见的地方社会治理现象,如何科学解读其治理内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复合治理”框架是解释地方评比表彰执行行动逻辑的重要尝试。具体而言,上级设置评比表彰项目产生责任与激励约束机制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外在驱动力,复合治理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理性选择,呈现出治理核心逻辑、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的复合统一。其中,地方成立评比领导小组统合党政力量是评比表彰项目有效执行的核心动力,推动了横向和纵向治理资源整合;条块耦合,塑造体制联动效应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纵向复合治理逻辑;寻求治理共识构建,谋求治理资源支持是复合治理横向整合逻辑。     

地方社会治理的“三个平衡”及其实践指向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社会治理应当达成三个一脉相承的动态平衡：第一个平衡是最基本的,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序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序性与局部无序性的动态平衡;第二个平衡建立在第一个动态平衡之上,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效性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效性与局部无效性的动态平衡;第三个平衡则建立在前两个动态平衡之上,即达成地方治理整体有序性与整体有效性的动态平衡,它也是地方治理中最高层次的动态平衡。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三个平衡”,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习近平关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贯穿的核心要义是人民性，为巩固党的执政提供根基；革命性，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纯洁性，提高了党拒腐防变能力。同时，习近平关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论述有着本身的生成逻辑，包含党领导和执政相关阐述的理论逻辑、不同时期建设蕴涵的历史逻辑、实践需要与自身建设提升的现实逻辑。习近平关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论述构建的实践路径，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内涵，也为党长期执政提供了科学指引。     

共享农庄的建设与发展研究——基于协同治理和政策扩散的视角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与政策扩散理论的视角,对比分析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广州艾米农场、无锡田园东方、海南冯塘庄园等共享农庄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性案例,从中概述共享农庄建设的典型模式,并归纳共享农庄的协同治理逻辑及扩散路径。分析指出:在共享农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努力构建政府、市场、农村社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助于形成各主体联动赋能、良性互动的善治格局;在横向自发式的扩散路径中,政策学习与竞争始终是共享农庄政策扩散的关键环节,地方政府要善于从邻近区域的“政策样本”中汲取精华;在纵向推动式的扩散路径中,上级政府应通过完善支持机制、优化机制、“吸纳—辐射”机制等加速共享农庄政策扩散。     

共享单车发展的多重困境与治理创新

共享单车带着重重问题悖论式向前发展,虽然不断调整运营方式,但是依然面临停放管理、维护修理、回收处理、清退资金、治理能力等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制约着共享单车的发展,而且引起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损失。研究认为,造成共享单车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共享单车赢利模式与微利属性、技术手段与管理目标、社会依赖与现实条件、公共服务性与市场化运营之间的深刻矛盾。只有立足租赁自行车行业属性,重造商业逻辑,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共享单车才能摆脱或超越发展困境,才能成为城市交通体系中常态的交通工具,更好地解决城市“最后一公里”交通难题。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