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型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型产生很大影响。首先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 ,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 ;其次是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却导致了教育的贵族化与人文精神的失落 ;最后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 ,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其内容主要包括：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第一辑共17种,近3000万字。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     

新时代“大思政课”的价值追求、构建思路与现实向度

“大思政课”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以立德树人、培根铸魂为价值追求,为新时代讲好思政课提供了崭新视野,拓展了有效路径,成为全面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提升的有力抓手。构建新时代“大思政课”,就要把握“大思政课”的整体性思维,系统全面认识“大思政课”的意义,既重视大思政课对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又重视其促进大学生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作用;要凸显教育场域的广阔性,让学校小世界回归社会生活;要实现多主体密切合作、多方面协同发力,形成多主体协同育人的教育共同体。新时代“大思政课”更要突出实践性品格,与现实相结合,立足于社会背景与时代发展,把“抗疫斗争”“脱贫攻坚”“时代英雄”等现实教育素材融入课程教学,并善用红色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生动实践进行实践教学,扩容学校思政小课堂,构建新时代社会大课堂,在社会生活中讲好思政课。     

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

唐宋两代放宽条件以附名榜尾的方式录取域外举子为宾贡进士,体现了中朝统治者怀柔远人的政策,对吸引外邦士人到中国来求学和应举、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都起过重要的作用。日本最早仿行科举,也是实行科举时间最短的国家。朝鲜王朝的科举甚至比明清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开科,在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越南的科举制延续到1919年,是世界上科举制度的终结地。琉球也曾实行过科举制度。12—19世纪,中、韩、越三国连同琉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科举文化圈。正是由于科举传统的延续,东亚才能够演变形成在世界上颇为特色鲜明的考试文化圈。     

试论科举制度的社会功能及其现代化启示

从社会学角度看,科举制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转化并加速了社会流动;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维护了国家的稳定、有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史有着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日本科举学”的思想射程与话语批评

中国的科举制度随着唐朝律令在日本的施行而传播到“岛国”日本,逐渐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日本科举学”。“日本科举学”不仅融入平安时代以来的以律令与文学为核心的选才制度、以儒学典籍为内容的考试制度、明治初期以招募人才为目的的议会提案,而且进入到战后日本的科举研究之中。日本在接受与把握科举制度的过程中,也将众多的学问融汇在一起,构筑起跨领域、多学科的思想射程,更在一个世界场域、东亚考察、中国视角的框架下构筑起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话语批评,贯穿了日本主体性的身份转换与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承传与冲突、曲折与反复,令“日本科举学”的历史建构跌宕起伏、回味无穷。     

论科举制的政治功能--唐宋与明清的比较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一项选官制度 ,其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废除贵族世袭做官的特权 ,防止了世袭贵族势力的再生 ,有利于肃清吏治 ,遏制买官卖官现象的蔓延等等方面。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 ,在唐宋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明清时期的科考内容与实际需要之间的背离 ,则早在唐宋就已经存在。学界所认为科举制度在唐宋所起的是积极作用而在明清所起的是负面影响的传统定论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近代越南文化的变迁

近代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越南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越南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较以前大大减弱,而以法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大举侵入。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时代,越南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如果想生存下去并紧跟世界的发展步伐,越南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在促进这一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越南知识分子非常清楚国语文字、教育以及媒体所起的关键作用,使它们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有效工具。在他们的自觉努力下,越南近代国语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电影、舞台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的生活方式也在越南社会中越来越普及。     

清代科举文献与科举制度的文化观照——以《钦定学政全书》为中心

《钦定学政全书》是一部全面记录清前期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的重要文献。由该书可以看出,清前期统治者对科举兼试策论十分重视,随时纠正只重文艺、不及策论的偏向。又严禁学子标新立异,以实行对文化教育界的思想钳制。清代科举关注考试文风,屡以“清真雅正”为鹄。对于科举制度的合理性,清人自己颇有质疑。从《钦定学政全书》的一些记录,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士人精神面貌。作为一部学政“全书”,《钦定学政全书》中还蕴含有八旗科举制度、书院教育制度等内容。     

中国古代科举的发展阶段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描述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科举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朝代体现出的文化特征。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选拔官员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在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科举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起源于隋朝,经历13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为不同朝代选拔除了各种适应当时社会统治所需的人才。科举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不同统治者利用科举选拔官员的不同需求,科举制度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科举科目从繁到简,科举规则从宽到严,科举内容由多样到统一,体现了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优化,也逐渐地使科举演化成了封建社会荼毒读书人的一种腐朽社会制度。从客观的历史角度,科举的出现确实为不同朝代的统治者选拔出诸多的优秀人才,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借鉴。     

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考试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对当今考试的影响波及文化、制度与技术各个层面。现代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或在考试性质、考试功能方面,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与古代科举有着继承或借鉴关系。对现代考试制度与古代科举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上进行对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科举学”研究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乡村社会、士子生业与科举之废

科举制度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为一体,型塑了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传统得以维系的制度性基础,是建构传统社会重心的重要制度。当它一朝废止时,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单位的乡村,其政治、文化、信仰、经济等权威重心均接连丧失,经历了颠覆性的结构变迁。乡村士人中存在一批因种种原因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下大为可叹,他们的处境不能以所谓＂变革＂、＂进步＂的代价而视为当然,对强势群体主导的话语叙述有必要进行伦理反思。     

科举学的法律视角——以《钦定科场条例》为例

从法律的视角出发研究科举学,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科举学的广博性特点,为科举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新的内容与新的研究思路,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实现对科举制度的客观与全面的评价.科举法所体现出的法律条文的完善与可操作性、重刑主义与分类治理的思想以及在法意与人情之间的矛盾,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脉络,也凸显了科举法制的基本价值.而科举法制与科举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却又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也引发我们深刻地反思法制建设与考试制度、考试治理的地位与关系.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与文明转型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最初,日本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大加赞美,希望借其树立起日本近代的官僚制度;继而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它的落后性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最后则是将它还原为中国的本质性的存在,针对中国文明本身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与批评.在近代日本科举评价的转变过程中,东西文明二元论框架下的西方话语霸权以及日本谋求自身文化建构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当前,我们应当站在全球化历史学的、多元主义文明观的视角,给科举制度以合理而公正的评价.     

从中国之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意涵

从聚焦中国之治走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围绕着新时代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行稳致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政治命题作出了新的理论阐述。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精髓与内核,其理论价值在于引领中国之治超越西方“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制度性思考和可通约性理念。把握好这一点,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统一起来,并以既不“媚西”也不“复古”的姿态建设文化强国,贡献人类文明,以更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更持久的大国担当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宾兴研究与科举学

"宾兴研究"是科举学的新兴研究门类。从科举起源来说,宾兴曾是广义科举制最早的源头;从科举典礼来说,宾兴礼的出现使科举典礼系统与科举制度分级相互呼应;从科举经费来说,宾兴既是政府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也是民间捐资助考经费的统称;从科举社会研究来说,宾兴作为古代教育第三部门,为研究者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综合性角度对科举社会进行剖析,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论科举制与明清社会秩序建设的耦合——以山东临朐冯氏科举家族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巨大系统,科举制度的推行是与这个系统相互配合得较为良好的一个环节。它已完全超越了选官本身的意义,而成为集中体现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标志:它调动了宗法制的积极性,并将之推广到全社会,形成了一种面向全体公民的开放性;它倡导了追求礼法的价值观念,成为凝聚人心的坚韧纽带,有效地实现了主流价值观念的普及;它强化了社会分层的等级意识,建立起了一种社会相对和谐的稳定秩序。山东临朐冯氏家族的发展史给了我们一个形象的诠释。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