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

中美之间的数字竞争是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1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数字时代,我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美国眼中在数字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数字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全球技术,尤其是数字领域的霸权,认为数字霸权与其规则主导权、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丧失数字霸权则意味着美国三方面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通过增强数字核心竞争力、构建多边数字联盟以及打压中国的数字企业三方面的措施,试图扩大对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巩固其全球数字标准的主导权。然而,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严重损害了其国际信誉,难以撼动中国的数字影响力,以及其构建的多边联盟存在诸多分歧,因而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中国要善于在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与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数字丝绸之路"战略,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数字经济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美国全球霸权对中国全面崛起的影响分析

用西方现实主义理论思考,美国全球霸权与中国全面崛起的战略框架基本上是矛盾和冲突的,中美战略集合的交集为空集;但从中美关系的具体发展实际看,中美战略的交集却有继续增大的可能。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对中国全面崛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具体发展态势和发展战略,只要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美国就很难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影响中国崛起的直接表现是其对华政策。一般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要受六个层次变量的制约,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较强连续性。     

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

在国家安全领域,互联网的国内治理对国家安全不可或缺,但因其无国界性、工具性、匿名性,单纯的国内治理会遭遇种种限制,故而互联网的全球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宣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实践表明,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合作互助机制、标准实施协调机制、风险防范与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并注重互联网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举措被描述为"退群""针对多边主义的逆流而动"。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的动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内在症结及其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劣势;美式小多边主义具有迅速、灵活、俱乐部形态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主要特征;美式小多边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把握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权,人为消除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围堵中国。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WTO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继承与调整：目标、工具和效应

拜登执政以来,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基本内核,而且对其进行了重大调整。就政策目标而言,护持网络霸权是两届政府的总体特征。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目标,追求网络技术霸权、网络制度霸权和网络文化霸权。就政策工具而言,拜登政府的网络霸权护持政策并非对前任政策的简单套用,而是政策调整。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治理方式激进,实施退出外交;拜登政府重视盟友集团,运用国际规则,开展缓进式治理。就政策效应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治理削弱了霸权合法性,拜登政府的缓进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网络霸权。然而,拜登的政策调整同样存在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美国网络霸权护持政策的结构性矛盾。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若干思考

对中国而言,冷战结束以来处理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避免被美国锁定为战略对手,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关键性外部条件.特朗普上台执政和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开始,中国的核心目标转为避免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和新冷战.当前,拜登政府在全面调整美国内外政策,致力于重塑美国领导地位、重回多边主义传统、重...     

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的内涵与影响

印度近年来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改革的多边主义”，该理念由印度总理莫迪在2018年金砖国家峰会上首次提出，并逐步成为印度对外战略中的关键理念。“改革的多边主义”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为核心，目的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主要任务是对多边国际体系进行改革，传递出民主、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印度自独立起就开始重视多边主义，通过参与多边主义增强国际影响力，又经过“防御的多边主义”来保障自身核心利益，近年来印度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心情愈加迫切，想借助多边主义改革的浪潮实现跻身世界大国的目标。印度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在持续关注的发展议题、气候变化议题与海洋议题等领域提出新方案，并与多边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展开合作。目前来看，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包含全球治理改革与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双重目的，其积极意义与局限性并存：既支持多边合作以解决共同危机，又迎合集团政治获得战略利益；既强调尊重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又渴望进阶领导者行列；既踊跃参与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制定，又对部分治理领域消极回避或造成阻碍，其整体所反映的现实主义思想和工具理性思维使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中美大国形象的比较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中美两国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但两国的大国形象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现代身份方面，中国是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而美国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战略选择方面，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美国在追求霸权；在国际贡献方面，中国力争做负责任的大国而美国坚持霸权领导。稳步发展、爱好和平、团结合作、开放进取、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进一步塑造大国形象的目标选择     

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基于利益-综合国力分析框架

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世界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根据中美之间的利益基础和综合国力两个关键变量,建立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策略的分析框架,以中美高层对话为切入点,分析过去20年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态势,并研判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基本研究结论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增加,两国竞争与合作空间都在提升;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及世界霸权主义本质仍会以对抗为主的战略策略挑战中国;中国是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主导方,积极应对、大有作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多边体制中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面临重大机遇和风险 ,多极化趋势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际环境必然会有改善。近 2 0年历史表明 ,中国所需要的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与现存国际秩序不是一种对立关系。在新的国际条件下 ,多边体制的作用与范围正在迅速扩大 ,积极参与多边体制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中美两国通过多边体制中的充分合作 ,可以克服多种差异和分歧 ,并有助于推动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中美两国还可以通过维持亚太地区的现状 ,建立地区性安全机制 ,使之成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支柱     

基于DEPA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当前WTO多边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存在缺失,使得数字贸易治理呈现出区域化趋势。为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预判亚太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可能路径,基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采用文献分析、规则文本对比、逻辑推演等研究方法,对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的议题广度和深度、谈判模式、模块特征、关注焦点及竞争格局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判。研究认为,未来亚太数字贸易治理主要呈现以下趋向:数字贸易治理将涵盖更多新兴技术领域,传统议题也会趋于更高标准; 专门协定的高效率将驱使数字贸易议题逐渐与传统议题相剥离,协定的框架形式也将采取开放、灵活、包容的“主题模块”形式。数字包容性发展、数字便利化等议题将是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焦点议题; 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大国博弈将以中美两国为中心,中小经济体也会以“联合抱团”来争取某些议题的话语权。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两个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也推动了两国的经济发展,但其中也不时出现一些分歧和摩擦。诸多因素推动和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的共同利益、经济的互补性、中国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是双边经贸迅速发展的基础。对于两国间存在着一些典型性的贸易摩擦问题,我们应该积极探讨解决的办法。     

大数据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带入新时代,也使国际关系领域出现新内容、新变化。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大数据将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大数据强大的分析预测能力和其中蕴藏着的巨大商业价值有利于中美两国增进互信,拓展合作领域,同时数据安全、数据主权问题也会给中美两国关系带来竞争与博弈。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语境下,大数据作为新思维与新视野,为中美两国营造一种新的互动氛围、开创新的局面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中国应把握大数据时代提供的新机遇,从技术、立法等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

本期我们邀请6位著名学者讨论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织激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经济社会资源透支,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变化,全球治理赤字高企,大国博弈复杂化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大国博弈激化,美国联合盟友全面打压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对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国,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相持态势将延续。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复杂性愈加明显,但也具有巨大的韧性。中俄两国共同提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双边务实合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扩大“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如果说全球化是中国富起来的重要机遇,全球治理则是中国强起来的重要国际机遇。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坚持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前进方向,在复杂博弈的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在风云激荡的全球变局中敢于开创新局,推动世界百年大变局向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演变。     

“脱钩断链”：拜登政府的互联网未来联盟战略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极力谋求增强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互联网未来联盟的提出和推进，实际上是拜登政府强化网络空间霸权的重要战略举措。该战略目标主要包括维护美国的网络空间霸权地位、促进美国数字经济发展、打造网络空间“志愿者联盟”和争夺网络空间治理主导权。为此采取了五个方面举措：以北约为核心机制促进美欧互联网合作、强化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互联网合作、加强互联网未来联盟与现有多边机制的对接、软硬兼施以加强国际动员和在网络空间围堵孤立中俄。这将会加剧网络空间的权力失衡、导致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第三方国家网络空间“选边站队”的压力增加和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更加困难。美国虽初步笼络了部分国家构建了意识形态非常浓厚的议题联盟，但其真正实现具有较强执行力、制度约束力的联盟体系还比较困难，其长远发展还面临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互联网未来联盟成员国分歧、具体实施路径不够明确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持观望态度等一些局限性。     

台湾问题背后的中美战略博弈

台湾问题是美国霸权与中国和平崛起之间结构性矛盾的焦点。台湾问题演绎着中美战略博弈。中美战略实力对比与中美各自与台湾关系是制约台湾问题未来演变的两个战略关键,其中争取战略实力对比优势则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两岸关系"不统不独"状况只是阶段性平衡,它酝酿着中美战略博弈高潮。     

航行自由:中美两国的分歧及对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一部海洋宪章,规定了各国在不同海域拥有不同程度的航行自由。中美两国基于不同利益对《公约》中规定的航行自由作出了不同的司法解释:美国为了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活动自由,基于"全球公域"扩大了航行自由的权利边界,这种单边的行为侵犯了沿岸国的合法权益;中国等国家通过扩大安全管辖权和限制军事活动缩小了航行自由的权利边界。中美在航行自由方面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周边海域,随着两国在亚洲结构性矛盾的凸显,美国通过质疑中国岛礁的法律地位加深对南海争端的介入。面对这一情况,首先,中国应敦促美国加入《公约》,为中美在同一语境下协调打下基础;其次,坚持中国在大陆周边海域对军舰航行和军事活动的限制性规定,在权力互动中建构共同利益的认知,化解两国分歧;最后,在维护南海岛礁主权安全的基础上,尊重美国军舰全球机动的需求,引导美国接受亚洲地区海权结构变化的现实。     

一个现象 多种进程——地区间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多样性分析

地区间主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它拥有相当大的潜力,这种潜力贡献于正在兴起的多层全球治理体系。地区间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有三:第一,维护并推动全球多边主义,参与并辅助全球多边治理;第二,开辟地区间治理空间,培育地区间共同治理;第三,促进地区主义发展,扶助并改善地区内部治理。然而,地区间主义辅助全球多边治理尚需更多的激发条件,地区间主义开拓地区间共同治理面临严峻的制度化困境,而地区间主义扶助地区内部治理则需经受进一步的兼容性考验。总而言之,地区间主义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与途径,但其参与创建一个兼具效率与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RCEP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困境、机遇与路径

为识别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挑战,探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的机遇,对中国借力RCEP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机制建设滞后,个别国家蓄意设置治理障碍,逆全球化浪潮削弱了改革共识; RCEP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有助于重构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消弭单边和霸权主义障碍,弥合全球多边政治互信; 中国亟需紧抓RCEP签署的机遇,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凝聚区域经贸合作伙伴力量妥善处理中美竞合新关系,积极探索全球投资贸易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框架良好对接,守护多边主义,巩固政治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