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扬州诗学思想略论

清初,扬州诗人孙枝蔚、汪懋麟、吴绮、吴嘉纪、冒襄、雷士俊等以其特有的人格精神和有力的诗学实践,构建了以学问为前提、以性情为根柢、以自具面目为旨归的诗学思想,在当时空疏不学、拟古而伪、尊唐黜宋的风气之下,独树一帜,卓荦不凡。     

清初扬州诗学思想略论

清初,扬州诗人孙枝蔚、汪懋麟、吴绮、吴嘉纪、冒襄、雷士俊等以其特有的人格精神和有力的诗学实践,构建了以学问为前提、以性情为根柢、以自具面目为旨归的诗学思想,在当时空疏不学、拟古而伪、尊唐黜宋的风气之下,独树一帜,卓荦不凡。     

吴伟业与清初唐宋诗之争

吴伟业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处.清初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太仓十子,形成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吴伟业不仅以其诗论,而且以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力参与到清初唐宋诗之争中.     

宋琬的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倾向探析

宋琬是清初诗坛上的重要诗人,创作颇丰,尤以诗胜,诗学思想亦独具一格。本文结合宋琬复杂的人生经历,来分析他对儒家传统诗学、唐宋诗之争的态度及其诗歌创作倾向。     

百尺梧桐阁及其主人

清代扬州盐商有三位＂通人＂——江春、汪懋麟和马曰琯。江氏康山草堂和马氏街南书屋常被人提起,唯有汪氏百尺梧桐阁罕为人知。百尺梧桐阁在东关街哑官人巷,今称雅官人巷,曾任内阁中书与刑部主事的汪懋麟曾隐居于此。汪懋麟在京做官期间,与诗人宋荦、田雯、曹禾、丁澎等合称＂金台十子＂,又与扬州同乡汪楫并称＂二汪＂。汪懋麟具有商人和文士的双重身份,作为扬州盐商大家族中一个具有突出政治影响与文学成就的成员,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论清初诗歌

清初顺康雍三朝是清诗最繁荣的时期.诗人们按其政治态度分为两类:遗民与非道民.本文论述的是非遗民一类.清初诗坛主要有三大诗人钱谦益、吴伟业和王士禛,其次为江南三家施闰章、朱彝尊和查慎行,再次为其他诗人.文章评述了清初诸诗人的诗论见解,诗歌内容和风格特色及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文化诗学理论批评

中国学者提出文化诗学将近二十年,文化诗学的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缺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与审美理想。文化诗学的理论分歧,主要是新学科与方法论之争。如果文化诗学具备了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召唤和权威的论定等方面因素,成为一门学科是早晚的事情,但也不能忽视成为一门学科的弊端。     

施闰章的理学情结

施闰章作为清初诗坛上"宣城体"的领军人物,其文集却多处体现出有关理学思想和理学活动的内容,而其所谓的理学活动仅是他对家族先人理学成就和活动的追录和仿效而已。根据文集探究他与"理学"间的微妙关联,认为:彰显家学是形成施闰章理学情结的主要动因,弃"理"成文则是施闰章自身素质和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结果。     

清初诗坛与诗学趋向论

清初诗坛,主要有遗民诗人、贰臣诗人、清初入仕新朝的文臣三大创作群体.清初诗学逐渐从拟"高格逸调"与"独抒性灵"中走向重诗歌的价值功能的复古--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归.这种复归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主张诗歌的怨刺功能,明显具有抗清、经世的意图,二是主张"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的儒家诗学的审美原则的复归,诉求安定与巩固统治现状之目的.清初诗学还对"七子"、"公安""竟陵"诗学等重新审视与反思,由"拟古"之风注重诗歌的高格逸调,而走向现实,重"情"的抒发,再而趋于"神韵"说;伴随着这一进程,宋诗学便悄然兴起.     

论广陵词坛宗主王士对汪懋麟词的影响

汪懋麟是广陵词坛领袖王士禛的高足,由于受到其师的影响,表现出和王士禛极其相似的词学观,即以＂神韵＂论词。此外,在作词的具体实践中,两人在词作题材和风格、作词主＂神韵＂方面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王文治举进士年考辨

王文治是清代著名书画家、诗人。王文治生平行年大致清楚,但关于其举进士年,诸书所载迥异,而其中一种权威性的说法出自著名学者姚鼐,影响很大,其实却是错的。本文兹对此略作考辨。     

论农具诗在北宋的发展

农具诗产生于北宋,并且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北宋规模较大的农具诗创作主要有两次,其一是孙端、梅尧臣、王安石等人的组诗创作,其二是满执中与王令的组诗创作。北宋的农具诗中,吟咏水车的数量较多,诗中描摹水车形象、突显水车功用和引发对汉阴丈人的评价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代表了农具诗的基本特点。农具诗在北宋的产生和发展,跟"宋诗"的演化、中国咏物诗的发展以及"耕读传家"文化传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的农具诗不仅推动了"宋诗"的生活化,推动了后世农具诗的发展,即使对当代农具诗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清尊集》与“东轩吟社”

清代道光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东轩吟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重要社团之一,创办人为吴衡照、汪远孙,社址在著名的汪氏振绮堂“静寄东轩”。自道光四年甲申(1824)至十三年癸巳(1833),历时十年之久,集会唱和超过一百次,成员超过八十人。社集之作由汪远孙选编为《清尊集》16卷,社员兼著名画家费丹旭绘有《东轩吟社图》正本、副本各一帧,汪远孙侄子汪曾唯又辑有《东轩吟社画像》一书。借助《清尊集》和《东轩吟社图》等文献资料,可以理清该吟社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更正各种相关的错误。就清代诗词研究来说,将总集与结社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清初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

唐宋诗之争是诗史上的一大论题,也是明清之际诗坛的一个焦点。与别人纠缠于唐宋优劣不同,黄宗羲、钱澄之等人引入"性情"理论来否定唐宋诗之争,希望诗歌的写作能跳出模拟的窠臼,在抒发个人性情的基础上书写世运。在清初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钱澄之等人的思考与他们曾长期从事抗清复明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议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

汪佃因经筵讲读被贬斥,进而累及整个翰林院,这便是"大礼议"后期标志性事件——"汪佃事件"。考察这一事件,并与其后顾鼎臣讲读与汪佃相同文本《尚书·洪范》受到褒奖进行对比,从中发现《洪范》在"大礼议"事件中扮演着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作用。在皇位合法性得到巩固以后,世宗进而转向实际性的权力诉求,即希望通过标志性仪式的方式从武宗旧臣处获得真正权力。但武宗旧臣仍抱持固有观点,对世宗的诉求采取不加理睬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促使世宗下决心对武宗旧臣进行清洗,并通过召回顾鼎臣等先朝旧臣重新讲读《尚书·洪范》经筵,来确认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可以说,"汪佃事件"的顺利解决,代表着"大礼议"过程中王朝新、旧权力交接的正式完成。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离开政治舞台,世宗通过选拔新臣和召回老臣的方式,正式建立了新王朝的权威。     

宋初“九僧”诗人群体形成辨

王传龙《“九僧”生卒年限及群体形成考》一文以为,九僧群体形成于京师,形成于馆阁,《九僧诗》是类似《西昆酬唱集》一样的馆阁吟唱结晶,其清邃淡泊的诗风并非真实山林景色的映现。实际上,从《九僧诗》之结集与诗歌内容考辨可知,九僧诗人群体的形成于九僧四处云游期间,且其周围有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九僧所结交之名卿也非达官显贵,而多为文士词臣,彼此是基于文学互动的交游。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