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秦美新》非“谀文”辨

西汉辞赋家扬雄,曾被誉为中国古代六大名作家(屈原、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韩愈)之一,其所作《太玄经》、《法言》,桓谭以胜老子(《汉书·扬雄传》),葛洪以方仲尼(《抱朴子·尚博》),可谓钦仰之至。然而,扬雄一生活动在西汉末年成、哀、平帝淫奢衰飒之际,王莽新朝初建未定之时,其社会动乱和政治复杂影响着他的学术思想。因此,他一生伟大的创作也就充满了矛盾,既赢得盛誉,也遭到当时和后世的诟病。其所遭诟病者有三:一曰《反离骚》,二曰《太玄经》,三曰《剧秦美新》。至于《反离骚》,虽有如“屈原之罪人,《离骚》之谗贼”(朱熹语)之毁,然为扬雄辨诬者甚多;《太玄经》虽不见容当世,而扬雄自有《解嘲》、《解难》之文;唯《剧秦美新》(以下简称《美新》)一文,成于扬雄晚岁,遭诋毁千年,却无一探真象者。明人张溥云:“《剧秦美新》,谀文也。”何谀之有?笔者主非“谀”之见。     

《离骚》与《远游》

历来研究屈原的学者都重视《离骚》而忽视《远游》，一则以为《远游》非屈原所作；二则以为《远游》多言神仙，其实《远游》也是屈原的作品，也同样应该受到重视。若说神仙思想，《离骚》同样有较明显的神仙思想。学者们多注重《离骚》所表现的坚持直道、“九死不悔”的精神，而忽略了它巫术神仙方面的内容，其实神仙思想并无损于屈原的伟大。以下就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离骚》、《远游》同为屈原作品《远游》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屈原，学术界颇多争议，但若将《离骚》与《远游》细加比较，便会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内容上看，《离骚…     

从评《离骚》看两汉文学思想之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汉代的文学观是儒家思想占居着统治地位。事实上,两汉思想是有差异的,其经历了汉初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到儒道互补、再到汉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而完成的。     

屈原作品“沅湘”一词考释兼说《怀沙》与《离骚》的创作地点

学术界传统说法认为屈原作品中“沅湘”一词指的是沅水和湘水。而作者认为“沅湘”这一地名,不是指沅水和湘水,而是指屈原的被放地江湘会流处一带。屈原正是在这里创作了《怀沙》与《离骚》。     

《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     

《离骚》究竟著于何时?

探讨先秦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诗篇《离骚》的写作年代,是《楚辞》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据胡念贻同志《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统计,《离骚》著期约有八说(自王逸至当代)。当然远不止这八说。各种异说均涉及《史记·屈原列传》,但     

鲁迅论屈原与宋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诗歌之敌》《厦门通信》《言论自由的界限》《喝茶》以及《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与宋玉曾进行多次评论,对于两位诗人思想言行的巨大意义及其不足,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屈原《离骚》不遵矩度,影响深远 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写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屈原与宋玉是列为专篇论述的少数成就卓著的作家。尽管在评述两位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时,鲁迅曾具体指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与不足,但直到逝世前一年,还明确表示,“屈原与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屈原的作品较多,鲁迅在评论其创作活动时,除重点论及他的代表作《离骚》以外,仅简略提及他的另一长诗《天问》,认为《天问》是涛人在被楚怀王放逐过程中“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的产物,指出其由于“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并未对其思想与艺术作细密评析。对于屈原《离骚》,则一再热情洋溢地给予高度评价。 《离骚》问世以后,历来反响不一。“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鲁迅认     

《离骚》当作于楚怀王中期

关于屈原《离骚》写成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中期,即屈原遭谗被疏以后。这是自司马迁以来传统的说法。在文学史专家当中,陆侃如、冯沅君、林庚等先生也持此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楚怀王早期也曾想任用屈原,和他有‘成言’,答应屈原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怀王周围的许多大臣都是一些代表反动势力的守旧派人物他们伺机陷害屈原,怀王后来竟听了他们的谗言。屈原在被排斥之后到了汉北,写了《抽思》和《思美人》。接着他又愤而写《离骚》。”实际上也是这种意见。     

浅谈《离骚》的点面透视教学

屈原因著有《离骚》长诗而成为不朽，《离骚》也因出于屈原之手而流芳万代。在中国古代的这段文学史上，屈原与《离骚》浑成一体。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学评论史上，著者们亦如是而论。我们注重从《离骚》等作品的分析去了解屈原，完美屈原的光辉形象，还由于史料方面的诸多原因。现存古籍中有关屈原的史料较少，仅靠它们甚至连屈原一生的轨迹也很难连缀起来。在这一方面，历史的遗留与我们的需求极不相称。这不能不说是千古憾事。那么，研究屈原的生平和思想，《离骚》及其他屈原的楚辞作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尤其是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形象，多方…     

扬雄《方言》是对《尔雅》的发展

一西汉末年,四川成都出了一个多产作家扬雄。晋朝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十叙述他的写作情况时说: 以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这段话说明杨雄写作是喜欢摹仿前人的。他的《太玄》摹仿《周易》,《法言》摹仿《论语》,《训纂篇》摹仿《苍颉篇》,他的自传体长诗《反离骚》是摹仿《离骚》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略论刘小波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否定

<正> 在一九八六年第十期的《中国》文学杂志上有一篇刘小波《与李泽厚的对话》的论文,我认为此文不无可供文史哲研究者深思的地方,但却是古今最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中屈原及其作品《离骚》的“奇文”,我们有必要通过研究和争鸣,给屈原及其作品以正确评价。请看刘文中对屈原及其作品最集中评论的一段:“《离骚》看似奇伟绚烂,博大深沉,神秘莫测,但这只是没有个性意识的国人的一种错觉,如果从另一角度,从个性意识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离骚》中丰富的意象堕落为单一的‘比德’之美,君子与小     

屈原政治思想倾向探源

屈原政治思想倾向探源车承瑞屈原的政治思想接近法家还是接近儒家，或德、法两家兼而有之，一直是古代文学领域探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据《史记》屈原本传中提到的“屈原造为宪令”一事，并联系屈赋《惜往日》中的“背法度而心治”、“国富强而法立兮”等诗句以及《离骚》...     

《离骚》主题探原

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原型性。在《离骚》的多元多层主题中“,忠君爱国”主题局限于政治层面,不能成为与屈原的原型性人格“清洁”相对应的原主题。《离骚》的原主题是“求索”。     

从创作表现手法看《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我们仅从其表现手法看,就可见其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首先,《离骚》浪漫主义的最大特色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和谐统一,这既符合浪漫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在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屈原创作《离骚》源于他的社会实践（即政治斗争和生活遭遇）,源于他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离骚》中,他揭露了楚国“规矩而改错”、“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的腐败政治以及楚君…     

闻一多先生论屈原

屈原忠君爱国的说法,大约起于南宋的朱子(熹).六朝人的观点,则可以王孝伯的“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数语为代表,这又是另一种解释.汉人评论屈原,可分为两派:扬雄、班固是一派,他们的考语,就是听谓“露才扬己”:淮南王刘安则推重屈原为廉士.这两派都没有包含忠君爱国的思想成分,而淮南王的说法最为可靠。《楚辞·渔父》篇中曾有过“众醉独醒”的清浊之论,这同淮南王的说法正相吻合,而在《卜居》篇里不也写过“谁知吾之廉贞”这样的话么?从这些材料来看,可知两汉的学者尚未用个人的理想和观点曲解屈原.如梁竦《悼骚赋》:     

《屈原职业考》质疑

吴郁芳同志在《屈原职业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1期)一文中,对于屈原的职业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种勇于提出新的见解的精神是可佳的。但文中也有一些不够稳妥之处,其中不少问题不仅关系到屈原的生平,而且涉及到对于屈原作品的一些基本看法,需要弄清。一、作者提出屈原为巫祝说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诗人的“嘉名”和“奇服”。作者认为屈原的“嘉名”“正则”和“灵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略论《离骚》的象征体系

屈原的《离骚》,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瑰宝。“他对后世的伟大而长远的影响,实在可与希腊的荷马、意大利的但丁相媲美。”(郭沫若《屈原考》) 《离骚》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单以其扩大、发展了《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运用     

《九章》意象探微——兼论《九章》与《离骚》之关系

《九章》可算得是屈原诸作之中疑点最多的诗篇了。笔者确信,在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反证《九章》中一螳作品非屈原所作时,我们还是应该将《九章》作为屈原创作的一组诗加以处矾。特别是当我们从某个角度发现《九章》的内部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又与公认为屈原所作的《离骚》有着某种必然联系时,我们就更有理由将《九章》看作是屈原的作品了。